历劫如何报佛恩——龚自珍与佛学
中国近代史上有三个重要人物：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他们既是朋友，又都是当时在社会上大声疾呼，锐意进取，要求改革自强的风云人物，他们的思想、著述和功业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光是提倡经世致用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还是虔诚的佛教徒。林则徐曾手书《金刚经》等五种经咒，题作“行舆日课”，随身携带。龚自珍自称“震旦佛弟子”，魏源则受了菩萨戒。
在一般人心目中，像他们这些具有强烈入世精神的人，怎么会与“消极出世”的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呢？其实，佛教不光只是具有出世的一面，还有更为积极入世的一面。大乘佛教极力提倡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愿心也与“世界大同”的理想相吻合。
佛教倡导“悲智双运”、“大雄无畏”的精神，而行菩萨道。强调“自觉觉他”、“愿一切众生永具乐及乐因，愿一切众生永离苦及苦因”。这不但是解脱的根本，从世间法角度讲，也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报效国家等思想的进步，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璀璨景象，激励着像龚自珍、林则徐、魏源这样的志士仁人们去实现济世救民的伟大理想。
本文简略叙述龚自珍的学佛经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佛教对社会人生的进步作用，以及它对近代中国文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龚自珍从小就有佛缘，二十九岁时，他正式起信学佛，作《发大心文》，文章洋洋洒洒近三千字。文中说：“伏以人身难得，佛法难闻，我今得少善力，得生人中，正像云遐。末法现在，欲报大恩，须发大愿。”他先发愿要断灭贪、嗔（怒）、痴三种自心烦恼，继而发心正思维，然后发誓待自己成就后，要度尽一切众生。
魏源曾在《定庵文录叙》中叙述龚自珍的学术成就：“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书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郭，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犹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最后一句的“西方之书”即指来自西土印度的佛教经典，可见龚自珍对自己在佛学上的造诣是很自负的。
龚自珍从小就有佛缘，他自称有“慧骨”，幼年随父亲在北京，住在法源寺附近，保姆带他入寺玩耍，他“辄据佛座嬉戏，挥之不去”。
长大后，他也经常逃学到寺里，看僧人诵经拜佛。他的前辈和朋友中有不少精于佛学的居士、学者，在和他们的交往中，龚自珍耳濡目染，逐渐增加了佛学知识和对佛法的兴趣。二十九岁时，他正式起信学佛。他写了几首诗，告诉妻子“我欲收狂渐向禅”，并且准备过“一卷金经香一炷，忏君自忏法无边”的生活。
忏悔是诚信的第一步，从此他开始了对佛教虔诚的追求。他记述自己刚开始学习修禅时万虑纷陈的烦恼：“结习真难尽，观心屏见闻。烧香僧出定，哗梦鬼论文。幽绪不可食，新诗如乱云。鲁阳戈纵挽，万虑亦纷纷。”
为了屏除杂念，免蹈绮语戒，他写了《戒诗五章》，立志戒诗。龚自珍学佛是有师承的，他自称比他年长二十六岁的学者江沅是他学佛的第一导师。在《与
他不仅发大愿，更勉力持行，首先是诵经和持咒。龚自珍读过的佛经很多，在北京时，他曾向镇国
其次，除了自己用功修行，他还广施功德。他曾和妻子何撷云一道“敬舍净财，助刊《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疏》成，并刷印一百二十部，流传施送。”又把中国古代高僧的著作编为《支那古德遗书》，并抄录二百本施送给各寺庙。在北京时，他还为龙泉寺募捐造藏经楼，写了《为龙泉寺募造藏经楼启》以作广告。
四十二岁时，龚自珍接触了天台宗的书，并转而喜好天台宗。天台教理更能满足他对佛教知识的探求。他四处搜求天台宗的书籍，诗中也多次提到天台宗，如“我说天台三字偈”、“重礼天台七卷经”。他说：“自达摩至惠能，有出于吾天台宗之外者欤？”因而他又自号“天台裔人”，居室称“礼龙树斋”。益大师像，还在家里供奉天台智者大师的檀香像。
1837年，也就是龚自珍四十六岁那年的“九月二十三日夜，不寐，披衣起，菊影在扉，忽证法华三昧。”为此，他写下了一首诗：“狂禅辟尽礼天台，掉臂琉璃屏上回。不是瓶笙花影夕，鸠摩枉译此经来。”记录了他开悟后的欣喜之情。
龚自珍对佛学的信受和奉持，给他的社会观、人生观都带来很大的影响。佛教思想既是他信仰的内容，也是他用来批判封建社会制度的有力武器，是他挣脱传统思想束缚、要求变法革新的精神法宝之一。在他一首名为《题梵册》的诗里，他大胆地贬抑儒教，推崇佛教，向儒家的正统地位发出挑战：“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西方大圣书，亦扫亦包之。即以文章论，亦是九流师。释迦谥文佛，渊渊劳我思。”儒家本来就是九流之一，没有什么可高贵的，而佛学却能囊括九流，可以为九流师。在统治者定孔子为万世师表的时代，龚自珍毅然地表现出他蔑视儒家道统的叛逆精神。
有趣的是，龚自珍还用佛法解决自己的感情矛盾。他有两首诗，叙述了他的一次恋情。第一首《纪游》，写他在春天的某个傍晚与一个可爱的女子在湖边相会，两人心有灵犀并依依惜别。
第二首《后游》，写他三天以后又独自来到湖边，睹景思人，无限惆怅，因为他们的相恋是不被现实允许的。从清晨到傍晚，他一直徘徊不归，在饱受感情的折磨后，他忽然想通了：“我闻色界天，意痴离言说。携手或相笑，此乐最为极。天法吾已受，神亲形可隔。持以语梅花，花颔略如石。”这里的色界天，应作欲界天，龚自珍误记。
在佛教欲界天的上界，异性只要相互握手或相视一笑，就可获得满足。龚自珍通过这样的“天法”，为自己找到了解脱的法门，也为他的精神恋爱找到了理论依据，这使他从常人难以排解的痛苦中走了出来，恢复了内心的平静。龚自珍在诗中承认无言有意、形神相隔的情，这种处理感情的方式，很有现代意义。
总之，龚自珍在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佛学的研究和实践，有修有证，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他最终并未完全走上空山归寂的道路。
他崇信佛教，更关心中国的现实。他把佛学作为精神源泉之一，对佛教哲学的思考和对佛典的诵读，开阔了他的视野，锻炼了他的思维，也丰富了他的思想。这使他得以跳出儒家传统思想的藩篱，用更加超越的目光去审视现实的社会和人生。这也是他的思想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原因之一。
他不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展开一代风气，也推动了近代佛学的复兴。后来的维新派像康有为、梁启超等，留意佛学并从中汲取养料，皆与龚自珍的启蒙有关。谭嗣同以佛学理论为基础写《仁学》，呼吁冲决封建社会的罗网，就明显受到龚自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