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昭明太子、达摩祖师与金刚经
提起梁武帝，学佛的人大都听说过，因为大家基本都读过当年达摩祖师和他的那段著名的对话。可是大家也往往根据这段对话，认定梁武帝是个只修外在功德、不明大乘佛理的门外汉，是个不及格的学生，是一个反面教材式的人物。而且他最终被饿死的命运，似乎也或多或少地佐证了大家对他的看法和评价。
学佛的人也大都诵过金刚经，金刚经起始便是“法会因由分第一”。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金刚经的三十二分则是编辑《昭明文选》的昭明太子所作。相信更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昭明太子是梁武帝的太子。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山中宰相”陶弘景。陶弘景是道教“茅山派”的开创者，他给谁做“山中”的宰相呢？给梁武帝。
达摩祖师、宝志公、傅大士三人共称“梁代三大士”。梁武帝虽与达摩祖师擦肩而过，但与另两位却过从甚密。梁武帝请傅大士讲金刚经的公案，以及“梁武帝问志公禅师因果文”，都非常有名。
中国汉地寺庙的全面素食，起源于梁武帝的“制断酒肉”。
现在拜忏所用的《慈悲道场忏法》即《梁皇宝忏》，也是由梁武帝发起，由志公禅师等制做而成。
梁武帝佛道皆通，他还把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揉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梁武帝大力支持佛教，使南朝佛教至梁代达到顶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佛教。
梁武帝才识广博。他不但天资聪颖，而且一生刻苦，精通军事、经史、书法、棋艺、音乐、绘画等。梁武帝还大力提倡文化，使得梁朝的文化事业发展成东晋以来最为繁华的时期。《南史》如此评价：“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梁武帝大孝。“萧衍六岁时，母亲死，萧衍水浆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过成人，内外亲党，咸加敬异。”父亲死时，更是悲痛得形毁骨立。他的儿子昭明太子也非常孝顺，母亲去世，太子悲痛欲绝，饮食俱废。
梁武帝非常节俭。“一冠三年，一被二年”。自47岁当上皇帝，后半生总共只做了5件新衣服。为了省钱，冬不烧碳，夏不饮冰水。他还素食，“豆羹粝食”，且每日一餐。
梁武帝以“仁”治国，勤于政务，政绩非常显著。
梁武帝诗文才华极高，是中国七言诗的开拓者之一。
……
如此，我们对这位“佛心天子”梁武帝，应该有了新的较全面的认识吧。梁武帝绝非泛泛之辈，梁武帝有大勇、大仁、大慈、大孝、大才、大德、大慧。
那在学佛者最关注的佛学方面，梁武帝造诣如何呢？应该讲他自己严持戒律，佛学素养也是非常不错的，曾亲自讲过涅槃经并做注解。涅槃经义理深，内容广，能为它做注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需要很深的佛学底蕴。他能和三大士同一时代，而且互有关联，应非偶然。在过去的封建年代，任何教法的兴盛都离不开统治者的扶持。梁代的佛教之所以能得到长足发展，实有赖于梁武帝。他就好比印度的阿育王，对推广佛教不遗余力。至于他对佛性的领悟，客观讲理上是应该懂的，只是事上尚未实证。这也难怪，做为国君，虽然晚年他将主要精力都用于修持和推广佛法，但毕竟没办法像出家人那样专心禅修。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还不如无职务的居士更方便专注于实证佛法。再说，那时虽有宝志公和傅大士，但顿悟法门在理论上和教授方法上都还没有成熟，达摩祖师不是也才刚刚来到中国嘛。所以啦，这位老人家在当时未能开悟实证第一义谛，是很正常的事情。另外，做为一国之主，他为佛法的传播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菩提心而言，这又远胜过自悟自度的普通佛子了，当时和后世多少人因他而受益！开悟嘛，这一世不行下一世继续努力，或在佛国净土再下功夫，但这一世就能利益很多人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需要有位有权有慧才可以办得到。梁武帝可称圣主。再说他与达摩祖师话不投机之后，经宝志公的点拨，也曾要派使者追达摩回来，这就证明人家不是孤傲之辈，是懂得悔改的虔诚佛教徒。
至于梁武帝晚年在治国方面的失误，我想主要在他没有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身为君主，学佛是个人的事情，但治理国家是万民的事情。他首先应该把万民的事情处理好，再来忙个人解脱的事情。可人一旦对某事过于专注，难免就会考虑不周，顾此失彼。如果他能明白这一点，先禅位给有德子孙，然后再专修佛法，那就比较完美了。不过，退休是现代名词，在1500多年前可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就治国而言，他晚年确实有误，这是不必替他开脱的。但是，国事的变化往往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难以未雨绸缪。易人处之，也未必就能高明到哪里。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是尽善尽美的。
梁武帝还让我联想起了其他几位帝王，包括唐太宗、唐玄宗、雍正帝。唐太宗道佛并宗，治理国家方面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佛教方面支持玄奘法师译经，极大地丰富了汉地的佛教典籍，泽被后世以及东洋。唐玄宗早年也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但他晚年却安于享受，用人唯亲不思进取，终酿成“安史之乱”，被迫退位，最后郁郁而终，结局比较悲惨。唐玄宗的结局与梁武帝有些类似，但是梁武帝晚年是专注于佛法修持，始终做到一切简朴、不近女色，并大做佛事功德；而唐玄宗晚年却是贪图享受，在声色犬马中居安不思危，并大兴土木修建华清宫，只为肉体享受而已。他们开创的盛世，基础也不同。梁武帝是处在割据乱世之中，他建立卓越政绩的基础，就比继承贞观之治大唐伟业的唐玄宗要差得太多，困难也是后者所没法比较的。他二人也有相似之处，即国力都是因经受叛乱而由盛至衰，本人也不得善终。梁武帝是侯景之乱，唐玄宗是安史之乱。再谈雍正帝，雍正帝的佛学修为确实比梁武帝深，是一位开悟了的皇帝，这在中国有佛教以来的历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了。他与梁武帝一样，都勤于政事，刻苦节俭，典型的佛教徒风范。另外，梁武帝舍身为寺奴，雍正帝舍雍王府为雍和宫，也都能做到舍。比起梁武帝，雍正帝佛法高明，但世寿较短，只活了57年，梁武帝则是活到了86岁的高龄。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梁武帝与达摩祖师的对话——
梁武帝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记，有何功德？”
达摩祖师回答说：“并无功德。”
梁武帝又问：“何以无功德？”
达摩祖师回答说：“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梁武帝再问：“如何是真功德？”
达摩祖师回答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梁武帝接着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祖师回答说：“廓然无圣。”
梁武帝最后问：“对朕者谁？”
达摩祖师回答说：“不识。”
说实话，在当时大乘佛法尤其禅宗刚刚萌芽的时代，要能领略达摩祖师的奥义，确实非常困难。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梁武帝是草包，因为就算到了今天，大乘佛法在中国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发展，又有几人能真懂得什么是圣谛第一义呢？又有几人实证了圣谛第一义呢？要怪只能怪两人的问答节奏太快，如果给他们几天的时间，一个慢慢讲，一个用心聆听，说不定梁武帝也能进一步明白第一义之理，至于实证则要看综合机缘了。实证之后，梁武帝还要不要做这些功德呢？当然还要继续做，只不过那时他就会三轮体空去修一切善法了。现在，我相信“佛心天子”梁武帝早已证悟自性。
再谈昭明太子。此太子基本上继承了梁武帝的主要优点，聪明、刻苦、简朴、孝顺、仁厚、智慧。昭明太子可谓神童，“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读书时，“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文学方面，太子所编的《昭明文选》对后世的影响，不亚于曹氏父子领军的建安文学。佛学方面，太子也造诣极深，相信不在其父之下。他的金刚经三十二分则，相当于为金刚经做注，把金刚经的精要全指示出来，对后人研究金刚经有极大的帮助。三十二分则完全体现了他在文学和佛学两方面的深厚素养。我有时想，如果是他昭明太子而不是梁武帝跟达摩对话，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他的表现有没有可能比梁武更好一些？可惜啊，他无缘得见达摩祖师，并且就算见了也没什么用，因为他只活了三十岁，在梁武和达摩的历史性对话之后过了大约四年就去世了，这又怎能传承佛法心印呢？一叹！
我们今天研究、读诵、修持金刚经，除佛陀、须菩提长老和译经者之外，还应当感恩于昭明太子。而如果没有梁武帝的提倡和亲自实践，佛法在南朝不会如此兴盛。昭明太子缺乏大的环境和熏陶，也难能有这般的佛法见地为金刚经做分则。所以，我们也要感恩于梁武帝。饮水要思源，我们对梁武帝父子应心存感激之情！
金刚经易读难懂难通。研究金刚经最好参照注解，否则稀里糊涂没办法领悟妙义。我个人主张依《金刚经六祖口诀》和济公活佛的《金刚经注解》来读，因为此二人皆是开悟者、大成就者、可称祖师者，他们的注解直指本怀，晓畅简洁。还有索达吉堪布的《金刚经释》，完全用现代的语言，并且引证较多。如果要参研教理来读金刚经，那我推荐谈锡永上师主编的《金刚经导读》。如果要读更详尽的注解，那江味农居士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义》值得推荐。其他古人的注解，因所用文字对现代人是一大挑战，
故不妨稍稍置后阅读，这包括憨山大师、傅大士、无著世亲等的颂和释。
但是，真要明了金刚经，我个人的观点还是先要研究其他经典。我主张在研究阿含时期的主要教义（我称之为‘根基法’）之后，研究楞严经，然后研究法华经，最后再来研究金刚经。为什么呢？因为金刚经是出离心、空性、如来藏和菩提心六度万行的高度结合，融会了大小乘佛法。修持金刚经就是在修持成佛的法门。而如果不先对这几大要点有所了解，要真懂金刚经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有，真正做到通达金刚经，我想至少应该是在开悟之后。
对于无暇阅读注解而又喜爱此经的学人，金刚经也是可以诵的，不过一定要尽可能专注，尽可能随文入观，读诵一遍或几遍后，放下经书，安然而坐，保持心境，久久自会受益。如果只是迷恋功德，心口不一地朗读，那应该没什么大用的。
金刚经还应该和普贤行愿品一起读诵、修持。以前净慧法师就曾赠送二经的合刊本给在家弟子，鼓励每天读诵，因为金刚经有助修慧，行愿品有助修福，合在一起就是福慧双修！由此可见法师的一片慈心。当然啦，这是大致的讲法，其实两部经都是福慧双修、悲智双运的，只是详略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