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100名人谈佛教（一）
1、萧衍（464—549，梁武帝，受菩萨戒皇帝）：
梁武帝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可以说是堪称翘楚。梁武帝虔诚佛事，以佛法治国。梁武帝坚持日中一食，并从大菩萨戒出发，发心断除酒肉。还三次舍身寺庙，讲经说法。每月斋会，诸寺院施财与食，而舍身由家臣奉赎的财帛货币不断储蓄就成无尽藏，然后以无尽藏施舍民众，完成布施；另外萧衍又令家臣去屠宰场购买即将被杀的生物，加以放生，数量以亿计。讲经、法会、舍身、布施、放生等，把萧衍的佛教虔笃表现得无微不至。
梁武帝《会三教诗》：
2、杨坚（541—604年，隋文帝，乳名——那罗延，梵语，金刚不坏之义）：
隋朝的出现，结束了三百年分裂局面而统一天下。隋文帝杨坚登极后，大兴佛教。隋唐佛教之盛，是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神奇的时代，这时对佛法的崇信与虔敬令后世匪夷所思。隋文帝在褓襁之际，就与神尼过着出家生活，吃斋奉佛，有十三年之久。南京摄山栖霞寺有一座舍利塔，塔上有智仙神尼的像，是文帝建塔给像报恩之义。
文帝在塔铭上说：“菩萨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坚，敬白十方一切三宝，弟子蒙三宝福佑，为苍生君父，思与民庶，共建菩提，今故分布利，诸州供养，欲使共修善业，同登妙果，仍为弟子，法界幽显，三涂八难，忏悔行道。奉请十方常住三宝，愿起慈悲，受弟子等请，降赴道场，证明弟子，为诸众生，发露忏悔。”
我兴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从道人中来，由小时住寺至今，乐闻钟声。
3、李世民（599—649，唐太宗，受菩萨戒皇帝）：
贞观十八年，太宗皇帝下诏道：“如来灭度，时以末代浇漓，佛法付嘱国王大臣，护持正法，然而僧尼出家，戒行须备；若纵情放逸，触途烦恼，关涉人间，动违经律。那既失如来玄妙之旨，又亏国王受付之义。《佛遣教经》是佛陀涅槃时所说，戒敕弟子，甚为详要，末俗缁素，并不崇奉，大道将隐，而微言且绝，寡人为了永怀圣教，用思弘阐故令有司之官，差选书手十人，多写此经本，务必要尽力施行。凡是京城中，五品官位以上者，以及诸州的剌史们，都各人付给一卷，若见僧尼业行与经不同者，应当公私劝勉他们，依教遵行。”
尊祖重亲，人生之大本，故先老子以别亲疏之序，非不留心于佛教也。自有国以来，朕从未创立一所道观，凡有功德，皆归僧舍。你们看！我将自己太原的旧宅，都改建了佛寺。过去虽然在操戈临阵之时，我也不愿滥杀无辜；而今凡有战场的地方，都建立了佛寺。朕心如此，恐怕卿等还不能了解呢！
朕鉴于有些僧徒，溺于流俗；或都假托神通，妄傅妖怪；或谬称医筮，左道求财；或都造诣官曹，嘱致赃贿；或者赞胃焚指，骇俗惊愚。假使有一于此者，皆大亏圣教，朕为了护持正法，对于如上所说的不合佛法，败德无行的僧尼，是决无宽舍，务使法门清整……伽蓝净土，咸知法味，菩提觉路，绝诸意垢。
出家者乃大丈夫事，非将相所能为。
4、武则天（624—705，大周皇帝，居士）：
中国历史上唯一之女皇帝。先为太宗才人，帝崩，依制削发为尼。富于权略，善于用人，执政达四十余年。与比丘昙慈造大云经，以为符谶。然师事高僧神秀、法藏、义净等，颇能屈己尽礼。又度僧、造寺、塑像、写经，历年为之，从不厌倦。武则天虔诚信佛，经通佛法，护持三宝，独尊佛教，为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武则天时期的佛教地位，与唐代的其它时期比较起来是最高的。很多佛经的开经偈是武则天写的。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金刚经》赞颂偈：
“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复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
云何以此经，究竟到彼岸？愿佛开微密，广为众生说。”
5、李白（701—762，唐朝诗人，青莲居士）：
诗仙李白存世的作品中有五十多篇是写释家题材的，但从内容和理趣言，都被彻底地仙化了。究其成因，则主要在于佛教净土和神仙境界的相通以及道教度人思想与大乘佛教济世思想的相契。
《地藏菩萨赞》：“本心若虚空，清静无一物”。
《庐山东林寺夜怀》：“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
6、王维（701—761，字摩诘,唐朝诗人,外号“诗佛”）：
王维精通佛学，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维摩诘向弟子们讲学的书，王维很钦佩维摩诘，所以自己名为维，字摩诘。王维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于道光法师。他一生习禅，与南、北二系的禅师均有交往，先受北宗神秀一系禅学思想的薰陶，又受南宗荷泽一系禅学思想的影响。
王维在《谒璇上人并序》中为禅僧作精神画像云:“外人内天,不定不乱,舍法而渊泊,无心而云动。色空无碍,不物物也;默语无际,不言言也。”这是禅家的最高悟境,也是诗家的最高化境。
《过福禅师兰若》：“欲知禅坐久,行路长春芳”。
《西方净土变尽赞并序》：“愿以西方为导首，往生极乐性自在。”
7、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香山居士）：
《闲吟》：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
《念佛偈》：日幕而途远，吾生已蹉跎，日夕清净心，但念阿弥陀，达人应笑我，我且阿弥陀。
辞章讽咏成千首，心行皈依向一乘。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
8、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信佛很深，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
他还指出，佛家“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元，无大小乘。”
“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
9、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著名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为官清正，爱民如子的思想基础就在于佛法之中。在千古流传的不朽名作《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激励后人的千古绝唱。范公的母亲即信佛，长斋绣佛达20年之久；其知交、同为庆历新政中的重臣又同遭贬谪的富弼也是入佛很深的佛教徒。范仲淹一生中与多位法师交往，于佛法中深有获益。
范公在苏州和杭州做官时，游历寺庙最多，并常作诗纪游。他与多位僧人有交游(有记录者即不下十位)。庆历初，他在旅途中得到一本经卷《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藏经未录。他认为是“悟本成佛大法之颂”，自称“一句一叹，一颂一悟，以至卷终，胸臆豁然，顿觉世缘，大有所悟”，于是亲自为之作序，命府州承天寺僧人归依别录藏之。他在序中说此经的112颂“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陈心性之法，开定慧真明之宗，除烦恼障毒之苦，济生戒杀，诱善祛邪。立渐法，序四等功德；说顿教，陈不二法门。分顿渐虽殊，合利钝无异。使群魔三恶不起于心，万法诸缘同归于善。” 他所作的《用天下心为心赋》建议皇帝“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达彼群情”；范公在《岳阳楼记》中提到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在《上执政书》中慨然而言的“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可谓真正到达了“无我”的境界。
10、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北宋士大夫与佛教关系密切，其中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尤受学界瞩目。晚年王安石倾心于佛教，与僧人交往频繁密切，这些非但对其自我心理的调节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更为王氏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开拓出一方崭新的天地。。《佛祖统纪》卷45《法运通塞志》记载，元丰三年（1080）王安石与张方平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荆公王安石问文定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霞、云门。”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安石欣然叹服。后以语张商英，抚几赏之曰：“至哉，此论也！”
王安石归依佛门前，写了一首《望江南》，题为《归依三宝赞》，表明了自己归依佛门的心愿：
归依众，梵行四威仪。愿我遍游诸佛土，十方贤圣不相离。永灭世间痴。
归依法，法法不思议。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了法更无疑。
归依佛，弹指越三祗。愿我速登无上觉，还如佛坐道场时。能智又能悲。
三界里，有取总灾危。普愿众生同我愿，能于空有善思维。三宝共住持。
11、苏轼（1037—1101，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东坡笃信净土，又善参禅，常与高僧参禅论道。《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哺糟啜醴，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无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 ? 物有以盖之矣 ! 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门，又焉知胜负之所在 ? 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 ”
12、黄庭坚（1045—1105，号黔安居士、山谷道人，北宋诗人,书法家）：
黄庭坚是宋代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诗词创作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虽出自苏轼门下，而与苏轼齐名，有“苏黄”之称。但庭坚起初喜作艳词，流于淫俗不堪。有次谒见圆通法秀禅师时，秀惮师讥斥道：“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又警告他说：“汝以艳语动天下人淫心，不止马腹中，正恐生泥犁身。”庭坚闻言，悚然有省，拜谢悔过，从此中绝艳词，并锐志佛道。”（见《五灯会元》卷十七，《太史黄庭坚居士》）并书《发愿文》：“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酒色，但朝粥午饭而已；随顺如来，入一切智。”
庭坚晚年写的《题王居士所藏王友画桃杏花》：“云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不到家。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流水到天涯。”诗中表达作者几十年习禅的收获和对宦海生涯的厌倦。灵源惟清对黄庭坚的禅学给予了肯定，有偈寄赠，云∶“昔日对面隔千里，如今万里弥相亲。寂寥滋味同斋粥，快活谈谐契主宾。”（《罗湖野录》卷中）
黄庭坚不仅自已深入禅学，还勉励他人学习，或与禅师交游。他说道∶“治病之方当深求禅悦，照破生死之根，则忧、畏、淫、怒无处安脚，病既无根，枝叶安能为害？投子聪老是出世宗师，海会演老道行不愧古人，皆可亲近。”
13、岳飞（1103—1142，字鹏举，宋代名将，爱国英雄）：
岳飞与江南名剎、江州庐山东林禅寺高僧慧海来往密切、切磋佛理。《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云：余驻大兵宜兴，沿干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宋徽宗宣和元年正月壬子下诏令曰：“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徘徊暂憩。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飞题。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率岳家军离开江州后，他还特地赋诗寄赠东林禅寺住持、高僧慧海。据《金佗粹编》卷一九＜寄浮图慧海＞云：
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
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伴赤松游。叮咛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
《说岳全传》第59回和第61回叙说：岳飞大破金兵于朱仙镇，有直捣黄龙（吉林农安）的壮志，不幸被秦桧嫉妒，用十二道金牌召回京城。岳飞班师回京过长江时，经过江中金山寺，乃去拜访道悦禅师。道悦禅师预言“元帅此行，恐防有牢狱之灾，奸人陷害之事”，劝岳飞“不如潜身林野，隐迹江湖”。岳飞谢绝了道悦和尚一番盛意。临行时，道悦和尚作一首偈：“岁底不足，谨防天哭；奉下两点，将人害毒。”
岳飞回杭州，秦桧用“莫须有”三字，使岳飞父子下狱。等到临刑的时候，才悟道悦和尚的偈颂大意。那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过年，同时天降大雨，岳飞在狱中听到雨声，知道大难临头，想起道悦和尚的谶言终于应验了。“奉下两点”，就是“秦”字。果然被斩于风波亭。
秦桧问监斩人：“岳飞临刑时，说些什么话？”监斩人说：“只听他说，不听金山寺道悦和尚的话，所以有今天的下场。”秦桧一听大怒，派何立去金山寺，捉拿道悦和尚。道悦和尚在头一天于定中晓得这段因缘，乃留下一个偈语：“何立自南来，我往西方走；不是法力大，几乎落他手。”
写完之后，即刻圆寂。第二天，何立来到金山寺，老禅师已经圆寂。无可奈何，回去交差。
14、朱元璋（1328—1398，明太祖，法号如净）：
朱元璋少时至皇觉寺拜释高彬法师为师，当了和尚。从释高彬法师学佛习武。24岁在元末农民运动中还俗从戎，加入濠州郭子兴的队伍，甚得郭子兴的器重。在鄱阳湖与陈友谅战斗中取得胜利，自立为吴王。至一三六八年，在北伐的胜利声中，朱元璋四十岁时，在应天（南京）即帝位，建国号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在朝廷设僧录司官，统领全国佛教。於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年）还规定了僧人的服装。
五台山普恩寺还有明洪武御制诗∶
师心好善善心渊，宿因旷作今复坚。与佛同生极乐天，观空利物来东边。目有神光顶相圆，王公稽首拜其前。笑谈般若生红莲，周旋俯仰皆幽玄。替佛说法近市廛，骅骝杂还拥粉钿。飘飘飞度五台巅，红尘富贵心无牵。松下趺坐自忘缘，人间甲子不知年，此之谓入如来禅。
15、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8年，因被贬贵州时曾居住于阳明洞，世称王阳明。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心学”创始人）：
王阳明并非佛门弟子，故其能有此悟，实属与佛教渊源久远，佛门有这样一个公案：王阳明先生有一次到金山寺去朝拜，觉得寺中的景物非常熟悉，一草一木似曾相识。信步浏览，走到一间关房之前，只见房门口贴了一张封条，左右观看，好像曾经住过。王阳明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请知客师父打开关房瞧个究竟，知客师父连忙道歉说：“对不起！这间关房是我们一位老祖师五十年前圆寂的地方，里面供奉着他的全身舍利，他老人家遗嘱交待不可以开启，请您原谅，千万开不得。”“既然房子设有门窗，那里有永远不能打开的道理？今天无论如何请您慈悲开下来看看！”由于王阳明一再请求，知客师父碍于情面无法违抗，只好万分为难地打开房门，让王阳明进去。昏黄的夕照里，只见一位圆寂的老和尚亘古如昔地端坐在蒲团上，王阳明一看，咦！怎么和自己的容貌如此的相像？举头看去，墙上还有一首诗，写道：
“五十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精灵闭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阳水底天；闲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16、顺治（1638-1661，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法号行痴）：
清朝十位皇帝，大多信佛，特别崇奉喇嘛。
顺治皇帝，清朝入关后第一位君主，六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宿根深厚，天资聪颖，大至治国安邦，小至诗文书法等世间法卓有成就。顺治十几岁的时候就善根萌发，于万机之暇探访善知识，随喜各道场。二十余岁的时候就惊觉世间无常，皈心佛教。顺治讲：“朕前生的确是僧，今生每常到寺，则低回不能去”。又说：“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放不下，朕于财宝固不在意中，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
顺治十五年，玉琳禅师到京，听说自己的弟子森道座为帝剃发，就命众人集薪烧森，帝知道后，才答应蓄发。帝写了《赞僧诗》。该诗是其向往出家生活的写照，恳切感人，诗曰：
17、康熙（1661—1722，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
康熙皇帝对外藩蒙古的政策是怀柔之道，怀柔之道的运用，就是喇嘛教的利用。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为文殊菩萨演教之区，文殊菩萨，又为东方各民族佛教徒所尊信，所以，他五次至五台山瞻谒文殊圣像，且使蒙古大喇蔡格根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夏天，陪他游览五台山，以示对喇嘛教的尊崇，藉以感化蒙、藏人民．达到安定统一的目的。康熙皇帝也确笃信佛教，自其二十二年以后，天下太平，国家富裕，曾至五台山五次。赐梵文藏经两部、匱额五十五块，作诗一十五首、碑文二十余道，修葺寺院二十余座，赠送渗金佛菩萨像七尊，做各种法会八次，敕赐金银六千余两，资送珍物，多得难以悉录。康熙皇帝一生之中,亲手抄写过数十部佛经,其中,最精美最珍贵的御笔写本之一,就是墨笔楷书白绫精抄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街制南台普济寺碑》：“佛氏之教，息心净业，以独善其身．而文殊所愿，在饶益众生。布施以广仁义，持戒以守信，忍辱以妫谦，精进以施敬，禅定以守静，智慧以通理。”
18、雍正（1678～1735，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圆明居士）：
雍正在即位时，已计划“十年後庶政渐理，然後谈及佛法”。十年之後，朝廷政局大致已稳定，雍正开始颁发相关佛教方面的谕旨，以及编撰《御选语录》与《拣魔辨异录》，并於宫中举办法会，与天下释子、羽士以及王宫大臣等，谈佛论道。雍正晚年对佛教藏经的刊刻极为拥护，发展佛教事业更是不遗馀力，包括修缮佛寺、济助寺院以及传皇戒与斋僧等等。雍正特於十一年（1733年）春夏间，在宫中举办历时半年的法会。在这“宫廷法会”中，雍正亲自为王大臣说法，并召集全国有学行的僧人参加。据记载经由雍正的指引而证道者，“王大臣之能彻底洞明者，遂得八人”，“沙门羽士亦有同时证入者六人。”
雍正皇帝被公认为中国帝王之中唯一的真正亲参实悟、直透三关的大禅师。近读其语录，果名不虚传，文出义入，圆通无碍。通宗通教，不仅使得雍正成了承上启下、积引盛世的一代英主，而且作为开悟大德，在他手下开悟的人也不少，这在历史上甚为稀有。雍正皇帝在其《御选语录》卷十八的《御制后序》介绍他开悟时的情景：“壬辰(1712)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随喜同坐两曰，共五枝香，即洞达本来。方知唯此一事实之理。”“至明年癸巳(1713)之正月二十一日，复堂中坐静，无意中忽踏末后一关，方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遭。庆快平生，诣章嘉所礼谢。国师望见，即曰：‘王得大自在矣’。”
下录其偈数首：
19、乾隆（1711一1799，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长春居士）：
乾隆皇帝笃信佛教，章嘉大师(1717-1786)是乾隆皇帝的老师、朋友，也是当时的大清国师。乾隆皇帝受他的影响很大，除了在北京紫禁城内兴建寺庙，蒙古的多洛诺、热河一带以及北京雍和宫，都成为佛教的重地。乾隆年间，完成了由雍正开始的汉文大藏经的雕刻，是为“龙藏”，或名“清藏”。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又组织人力，将汉文大藏经译成满文，经十八年完成，与由藏文译成的蒙文大藏经同时雕印。他明确表示，翻译满文藏经的目的，不在于要人们懂得佛教的哲理，而是使他们“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乾隆帝继位之初，他就颁下定例：“皇上阿哥每年造八宝塔十万座，刷印绿色救度母佛像十万尊，岁底送各寺庙，”同时又命内务府造办处每年造十万个擦擦佛分送各寺庙。
20、纪昀（1724—1805,字晓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清代学者、文学家）：
“檀施供养之佛也，为愚夫妇言之也；明心见性之佛也，为士大夫言之也。”（《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
21、林则徐（1785-1850，号竢村老人、竢村退叟，民族英雄）：
林则徐一生虔心奉佛并真实履践。林则徐早年进入仕途，有缘得闻佛法，即深信不疑，亲书《弥陀》、《金刚》、《心经》、《大悲》、《往生》等小册经咒，随身携带，虽政务繁冗，坚持课诵，行持诚笃，终生不变。受佛法熏陶，并深信力行，奠定他终生坚持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为做人作事准则的深厚思想基础。他尝撰联语为座右铭，一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一为：“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针对世风日下的时弊，于一八三九年九月巡视澳门后，在前山写了《十无益格言》：
22、曾国藩(1811—1872) 字伯函，号涤生。清朝军事家、政治家。
虽然他以儒为归，但他与佛教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一生不主门户，兼收并蓄，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这就是他超出常人的一个重要地方，为他人格修养的圆满完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曾国藩虽然没有系统地通读佛家经典，却常与僧家往来，并对禅宗独有领悟。随便摘录他下面几句诗，可以看出是很有禅意的。
橐驼对坐不相管，两家各有无言禅。
开图对此好溪山，万重云水一僧闲，清辉照我尘里颜。
躯体谅非百年物，梦魂倏在千山里。
我怀峨嵋老尊宿，翱翔人间如凤鸾。
两般妙境知音寡，它日曹溪付与谁？
更向禅宗参玉版，花猪竹鼠肯分否？
拈花参妙谛，惟神功能发能收。
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静；
由来忠孝易通神，忉利花曼识后身。
23、康有为（1858--1927，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和学者）：
佛学之博大精深，虽有圣哲无所措手。
佛学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语道断，心行处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容，尤为深远。
24、、谭嗣同（1865～1898，清末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
佛教大矣，孔次大，耶为小。
25、孙中山（1866—1925，孙中山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佛学为哲学之母，救世之仁，研究佛学可以补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佛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持民族一种最雄大的自然力。
佛教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他的动机是大勇、大智、大仁。
26、章太炎（1869—1936，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
佛法本来不是宗教……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所知障，成就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者的意思，断不是建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
佛法……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的实证者。
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者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
27、梁启超(1873—1929，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
佛教为最崇贵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
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焉，则佛教是也。六朝至唐数百年中，志行高洁、学识渊博之士，悉相率入于佛教之范围。
28、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佛法之广大精深，余所素信不疑者也。
29、李叔同（1880-1942，法号弘一，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高僧）：
出家人是最高尚最伟大的。顺治皇帝曾作“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之赞誉。
30、鲁
释迦牟尼真是伟大的圣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于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伟大的圣哲。
31、梁漱溟（1893-1988，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国学大师）：
我是一个佛教徒。人都有前生、有今生、有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的和尚。
32、毛泽东（1893—1976）：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和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在古代，佛陀传扬恢弘的教义，保佑普天之下太平无恙。
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
信仰是人类的精神支柱，如果把它神化了就是宗教。
33、朱光潜（1897—1986,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
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