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国法身寺负责国际弘法部门的范淑智小姐，今年(一九九八年)五月代表法身寺陪同世界佛教青年会的会长帕拉普先生将佛牙恭送到台湾的时候，曾经来山住了几天。有一天，她说：「我在法身寺十年了，非常欢喜、安住，因为我在法身寺不是从事职业，而是一件没有待遇的工作。」我虽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还是继续问她：「没有待遇的工作有什么好处？」她说：「如果我有待遇，就是一种职业，我会计较待遇多少、休假日期、工作成果，反而失去了欢喜。现在因为没有待遇，我觉得是法身寺的法务，是我良心的责任，是我人生的使命感，因此我觉得没有待遇的工作比职业性的工作要快乐的多。」善哉斯言！难怪多少年来我看到范小姐在法身寺忙而忘食，乐而忘忧，原来她已经深入快乐工作的三昧了，这大概就如同佛光山大众从信仰里，从服务中所激发的法喜禅悦吧！
不少各界人士想要了解佛光山入门的长老职事，为什么能数十年发长远心，为佛门奉献，无怨无悔？仔细想来，不正是因为他们不计「待遇」，只求佛法能发扬光大吗？像心平原本在中华印刷厂服务，慈庄原本在兰阳女子中学服务，慈惠在税捐处服务，慈容在制药公司服务，心定在邮局服务，萧慧华在电信局服务……，三十年前他们为了信仰，不惜辞去千元待遇优厚的工作，投入佛门的弘法事业，每月只领取区区二十元的零用金，但每天所发挥的力量比受薪更多数倍以上，推究原由，不外因为他们弘法利生的代价不是外来的金钱数字，而是内心的功德法喜。
记得有一次，一位游教授到西来寺参加佛教会议时，看到住众从早到晚忙得如此欢喜，不禁慨叹自己经常找不到一位乐意和他一起工作的人，而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分晨昏跟我投入工作，于是问我其中有什么秘诀？我说：「这是因为我以『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待遇』，心甘情愿的工作。」回想多少年来，我经常想到自己只是大众中的一个，所以从来不以师长自居，命令别人做事，结果大家对于这种没有命令，「没有待遇的工作」反而更加热心。
像在台湾荣民总医院为我心脏开刀的张燕医师、美国皮肤科的沈仁义医师、眼科的罗嘉医师、牙科的李锦兴医师，不但视我如亲，耐烦问诊，即使听说任何一个佛光山的住众生病了，他们都会自动放下手边的工作，亲为治疗，长远以来，从不接受金钱或物质上的「待遇」，比「为待遇而工作」的人更加认真。
「没有『待遇』的工作做起来更加起劲。」台北佛光青年团团长黄金宝如是说。看着她领导一群青年干部，在公暇课余，从普门寺做到台北道场，从台北道场做到佛光山，任劳任怨，十数年如一日，不禁让我回忆数十年的弘法生涯中，许多不求「待遇」的义工，那种为法忘躯的精神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像李决和居士在宜兰雷音寺为我义务担任总务主任二十年以上时间，后来随我出家，法名慧和；省议员陈伯汾先生为佛光山万寿园和佛光大学的建校工作，在台北、台中忙碌奔走；此外从早期的林松年、郭爱、陈慈如、洪吕淑贞等，到近来佛光山各别分院的义工，如台北的苏月桂、李虹慧、游登瑞、许卉吟，基隆的孙翠英、李凤英，以及台湾中部的沈尤成、洪嘉隆、赖义明，台湾南部的曾进＊?、陈顺章、叶惠贞、萧英芳……，甚至加拿大的蔡辰光，温哥华的赵翠慧，波士顿的冯文銮，休士顿的赵辜怀箴，洛杉矶的陈居，香港的严宽祜，马来西亚的陈瑞莱，日本的西原佑一，澳洲的游象卿、廖德培，布里斯本的刘招明，巴黎的江基明，巴西圣保罗的张胜凯，南非的热内等。尤其，总统府资政吴伯雄先生公开表示自己是佛光山台北道场的义工，要「将政治摆两边，佛教放中间」，更是令人感动。
近年来，我在台北道场出入频繁，常常天还没亮，就看到义工们已忙著擦窗、洗厕、沏茶、拖地……，有的做完道场的工作就搭公车去上班，有的继续留在道场值日服务，其中有许多人在家里是被供奉如神的富豪士绅、千金娇女，一到了寺院，立刻放下身段，从事金刚、侍席的工作，如果只有待遇，没有道情，那里会有人肯如此热心？所以我常说：「光荣归于佛陀，成就归于大众。」
在佛光山的职事员工达千人以上，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没有假期，每天供应信众饭食、带领香客参观、照顾佛殿香火、从事文教工作之余，还得自修佛学，早晚课诵，朝醒夜寐，无时无刻不在分秒必争中度过，但是大家都一致认为这种「没有待遇的工作」让心灵更充实，更快乐。因为在「没有待遇的工作」里面，有自己的尊严，有奉献的诚意，有发心的喜悦，有无限的价值。
佛光山佛教学院的学生不但每天下午有出坡作务，寒暑假有劳动，过年过节还得为众忙碌，有时第二天就要考试了，但为了让来山的信众都能心无旁鹜，安住修道，所以依然精神抖擞地从事行堂、典座、香灯、知客等工作。有时我和老师们说：「学业要紧，应该让学生有多一点时间准备考试。」没想到学生们却说：「我们在佛门里修行，要为弘扬佛法多做一点事情，佛光山是选佛场，我们要经得起佛陀的考试。」──「没有待遇的工作」实际上是一张满分的成绩单！
记得过去在台湾，著名的台南大仙寺，里面有三百多位住众，他们寺院规定在做苦工十五年后，可以换得一间房间居住。如今佛光山的大众，连房间的观念都没有，每天沉醉在奉献的法喜中，像慈庄在美国开山时，曾经以马场为家；满彻初到德国时，以车库为房……。如果不是诸佛菩萨的威德感召，何能致此？如果不是使命感沛然填膺，何能让四众弟子携手合作，在全球各地共建佛光净土？所以，「没有待遇的工作」，实则获得更多；「不求待遇的人」，实则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黄世梁和林秀兰夫妇是四十五年前我在宜兰度化的信徒，那时他们还没结婚，双方都曾要求随我出家，但我当时没有道场，无法教养他们，所以劝他们在家结婚一样可以修行，不必出家。后来他们虽然成家立业，但双方约定，不被家庭所囚，不生养子女。当我建佛光山时，他们结束事业，和我共同开山，二十余年来，黄先生从事水电修缮，黄师姐为大众服务，不但不要求待遇，还将台北房屋的租金捐献给各种佛教事业。发菩提心容易，发长远心难；做没有待遇的工作容易，作几十年还能保持如此欢喜更是大不易了。
有一年，台北的工商界为了要求加薪，纷纷游行街头，示威抗争，一时之间，震动了整个台湾。我在一次集会中，和佛光山近千名员工幽默地说：「你们也可以摇旗呐喊，走到大雄宝殿或朝山会馆前要求增加待遇。」原本以为大家不免也会对「待遇」提出一些要求，但出乎意料之外，一位在山上负责清洁扫地的老先生起身发言，说道：「我们不是为待遇而来的，我们是为欢喜和功德而来的。」我问他：「你在佛光山工作有什么欢喜呢？」他说：「法师们遇到我们的时候，都称我们『老伯』，而且对我们微笑、尊重，种种关怀，在这里工作，有很大的尊严，有很多的喜悦，这些就是无上的『待遇』，为什么要去游行增加『待遇』呢？」
「没有待遇的工作」蕴含了多少的乐趣！回想我一生做事，不但没有周末、没有假期、没有暑寒假、没有年节，也从来没有要求过「待遇」。在大陆做小学校长的时候虽有待遇，但我没有领过一毛钱薪水，因为我和师兄说：「校长的薪水，请您一半交给常住，一半交给我的母亲。」
由于十年丛林教育养成我没有用钱的习惯，所以有「待遇」也像没有「待遇」一样。记得我初到台湾，在台湾省佛教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时，那时发的钱，不叫「薪水」、「待遇」，而叫「单银」，每个月可以领到单银五十元。但是我都将这笔钱拿来订佛教杂志或购买图书送给学生阅读。
后来在宜兰念佛会服务几十年当中，每月收到的三百元单银，我用来添置弘法道具，率领青年到各处布教讲演。当时苏澳到瑞芳所有火车站的站长都皈投三宝座下，宜兰铁路局运务段段长张文炳居士认为我们对宜兰佛教有贡献，因此每次看到我们一行多人搭乘火车到各地布教时，都不收车票钱。让我得以将省下的车资作更多弘法利生的事情，至今想来，仍感念不已。布教之外，我将单银余款购买纪念品、卍字项链和青年朋友结缘。那时耶教盛行，挂十字项链者比比皆是，这些可爱的佛教青年们却将我送他们的卍字项链挂在颈项上，露在衣领外面，穿梭在机关行号、市街大道上，引来许多注目的眼光。每次想到当时的情景，都不禁欢喜鼓舞，因为在那个佛教备受压抑的社会里，在那种民风保守的年代里，他们这种大胆的行动是多么勇敢的事情啊！
佛光山开山之初，每逢周末，台北等地都有许多人成群结队朝山，在早课时皈依三宝，我的红包收入也因此有所增加。我一向没有接受待遇的习惯，所以就将红包聚集起来，为大众购买桌椅、拜垫。几十年来，看到信徒上山，所坐的桌椅、所拜的拜垫，无一不含藏了我诚挚的心意，偶尔在内心也会洋洋自得。
我经常应邀出外弘法，凡到各大专院校讲学，我一概拒绝酬劳，但企业行号、公司工厂等地方，因为是生产单位，我恐怕不接受显得太过矫情，所以收下来之后，就盘算如何用之于大众。甚至于台湾省省训团公务人员集训时，我是讲师之一；成功岭大专青年集训时，我也是教授之一；在文化大学、东海大学，我也曾担任教席，像这些常态性上课的钟点费，我都集合起来购买图书，供大家阅读。现在佛光山别分院几十个图书馆里都有我购买的书籍，当青年们阅读时，虽然不知道书里面有我的心意，但我内心的欢喜，却依然是无与伦比的。
我曾经担任中佛会理监事数十年，也曾在台湾省佛教会各支会被选为理事长、常务理事多次，都没有待遇；甚至我担任常务顾问、评议委员，也都是无给职；我参加各处道场开光剪彩，都不收车马费。虽然做了多少「没有待遇的工作」，初时默默无闻，可是为我一生带来多少善缘。
我和发心的人一样，一生乐于做社会的义工。我曾担任蒙藏委员会的顾问、侨务委员会的委员、法务部的监狱教诲师，凡此都是「没有待遇的工作」，但我做得很欢喜，很自然，因为从过去以来，一直都认为服务大众是自己的本分事，好像生活里的呼吸一样，没有特别的感觉。偶尔在过年或中秋时候，承蒙先总统蒋经国先生、总统李登辉先生派人送来一点礼品，我也赶紧以佛书相赠，表示礼尚往来。
我不但自己不做有待遇的工作，甚至办《今日佛教》、《人生杂志》、《普门杂志》、《觉世旬刊》的时候，还要自己义务为文撰稿，自己掏腰包购买邮票、车票、稿纸、信纸；我办佛学院三十余年，曾担任无给职的校长、老师，不但不收学费，还供给学生吃住衣单等等。虽然都是一些「没有待遇的工作」，但当我看到多少社会人士得度，多少佛教青年成才，比什么报偿都来得更加欣慰。
现在佛光山各别分院办中文学校、才艺班，我希望他们不要收费，但徒众却说社会上请来的老师需要有钟点费，因为「因果业报平等」固然是佛门人士秉持的心念，但社会的游戏规则却是「义务权利对等」，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之事，因此也顺应时代需要，让大家都能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所以，没有待遇的工作不一定好，有待遇的工作也不是不好。尤其，我个人认为想要未来的佛教有光明的前途，必须提供权利、义务对等的工作，不能只希望别人长期义务奉献。
过去多少年来，我看到前来佛门发心的人都是一些在社会上年老退休以后，已经不计较，也不需要金钱来养活家人和自己，才将残余岁月的力量全心奉献给佛教，自忖：「这样的帮忙，能够成就多少事业呢？佛门对于一些工作人员也应当给予合理的『待遇』。」所以当我成立普门中学、佛光出版社、普门杂志、佛光大学……时，对于所聘的专职员工，都支付薪津报酬，因为有了待遇，才能解决生活问题，才能无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地为弘法利生而奉献自己。如果个人不需要外财负担家计，有了佛法，内心必定会更加富有，所以也不必拒绝接受待遇，所谓「有无一如」，不执不拒，无住生心的中道生活是最善美的一种修行境界。
此外，我认为：佛门对于一些学有专精，却心甘情愿在宗教里奉献，不要求待遇的人，也应该给予发展的管道。像高呈毅先生从经济部高级工程人员之职退休以后，中国大陆邀请他前往指导长江三峡的建坝工程，但他却婉辞这项待遇优渥的工作，宁愿殚精竭虑发心参与策画佛光大学的建校工程；嘉义东元电机公司的老板游次郎先生放下嘉义救国团总团部总干事的工作不做，自愿监督南华管理学院的工程事宜；住在高雄的国策顾问余陈月瑛女士为了佛光山的事经常到各个阶层奔走发言，我曾取笑她说：「你比佛光山的住持更像佛光山的住持。」她听到这句话，也莞尔一笑。台北的舒建中律师、高雄的苏盈贵律师、专科职校的陈潮派老师等保护佛光山如同自己的性命一样……。我想︰即使给予再优厚的待遇，恐怕也找不到如此献身献命的人。感念之余，我对他们倍加敬重礼遇。从他们的身上，我深深感到︰「没有待遇的工作」实则收到的待遇更多。
普门中学教职员的待遇按照一般公立学校来发给月薪，而佛光山徒众没有待遇，只有每个月三百元的零用金，但有一次普门中学一位老师将薪水用罄之后，向佛光山一位职事说：「将你的三百元也借给我好吗？」可见得有待遇的人，不见得有，不见得多；「没有待遇」的人，也不见得少，不见得无。
今年(一九九八年)二月，我在印度传授三坛大戒，邀请二十多个国家的戒师穿越千山万水，前来担任戒场教诫工作，从来没有一个人要求待遇多少。出家僧伽为弘法利生而摩顶放踵，不计利益的美德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巴西佛光会的张会长不但舍宅为寺，又再添购大笔土地，计画建设南美第一大寺，将来还要办南美洲佛学院；美国休士顿佛光会的赵会长不但购地建寺，还到处张罗建设基金。现代居士大德为兴教利生而勇往直前，出钱出力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敬佩啊！比起大多数人缁铢必较的普遍心态，佛教的无相功德不是更丰富，更圆满吗？所以，有，是有限，有量，有穷，有尽；无，是无限，无量，无穷，无尽。「没有待遇的工作」，实际上拥有了更多、更大、更宽、更广的世界。
我不但个人不曾要求「有待遇的工作」，甚至佛光山开山建寺，也是「以无为有」，经常今日不知明日粮，日日难过日日过，正应了古人的诗偈：「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我时时刻刻都觉得法喜充满，希望无限。《般若心经》说：「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真是一点儿也不错。所以，「没有待遇的工作」看起来一文不名，实际上是心甘情愿、欢喜结缘的工作；「没有待遇的工作」看起来一无所得，实际上才是真正能获得功德法财的工作。
让我们歌颂工作的权利义务有对等价值的同时，也礼赞「没有待遇的工作」，因为那不但是佛教有缘人的本分，也是一种能让自己拥有无限，获益无穷的生活哲学！
(佛光卅二年－一九九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