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在大山深处的小村里生活过几年。那时山村流行扶乩，当地俗语谓之为“筲箕神”，也就是类似于现在的笔仙。(注：筲箕是一种淘米用的竹器，没见过的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扶乩的方法，是事先准备一个铺上大米的木盘，将一根筷子插在筲箕口上，两人各单手托着筲箕，开始请神。请神的口诀是念一首极为俚俗的顺口溜，大意是请神仙下凡，指示未来的意思。
当时基本是我与尚未出嫁的小姨托筲箕，念完口诀，有时很快能请到，有时反复念半天也毫无动静。请到的时候，立即就能感觉到一股力量，开始牵引着筲箕上的筷子头在平整的米盘上写字，问什么写什么。字写得龙飞凤舞的，明显不是我与小姨的写字风格。对于扶乩，有专家解释是心理暗示下的下意识的动作，这是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的猜测，是将未经实证的猜测当科学结论了。下意识的动作与被动的牵引，我还是分得清楚的。记得当时扶乩，对未来的预测，有时很准，有时却完全不灵验。小姨那时未出嫁，凡请神，大部分内容都是问姻缘。后来小姨出嫁，姨父的情况也与当时的预言大相径庭，毫不相干。
这种情况，与我们当地现在还在流行的各种问神及通灵一样，说过去与现状，凡出名的神婆，准确度一般都比较高。预测未来的事，却应验者少，准确率比较低。因为过去与现在已经成了定局，他们能看到现场，自然能准了。未来还虚无缥缈，就不好说了。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法更是千奇百怪，时效时不效的。这种情况，与鬼神的神通高低有关，也可能与未来是不断变化的有关。对未来，预测得越详细的事，准确度越低。
听我朋友讲，她早年熟识的一位，对未来的预测极为灵验。那是上海一位学佛的居士，据说是修到了一定的程度，开了天眼了。这居士曾经准确地预言了我朋友未来的老公将在几月份出现，完全准确的年龄、身高、长相，甚至戴个方形的眼镜都说对了。还有一次，因为与上司的关系问题，我朋友二月份问过此事，这居士也预测到她的上司将在五月份提交辞呈，六月初离职。当时的情况，毫无这方面的迹象，五六月间却出人意料地完全应验了。
但即使这么灵验的一位，也是时准时不准的。有时对未来言之凿凿的事，结果却不一样，或毫无影讯。她事后问起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那位居士说，站在这个时间点上，看未来是这个景象;但站在另外一个时间点上，有时看未来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未来是在不断变化的。
算卦也是如此。高明的易者，能将过去与当下的事说得分毫不差，如亲临现场。因为算卦是以占卜那一刻的时间来起卦的，过去已成定局，自然能算准。而未来只是一种趋势，未成定局，就不一定准了。屡屡见诸正史的“射覆”，即用卦象猜测盘盂中事先藏好的器物，一些人几乎可以做到百不失一，这就是对现状判断的精准度。但对未来的预测，准确率并没有那么高，也是时验时不验的。《易经》是中国传统预测学的源头，其权威性及精准度是不用怀疑的。但《易经》中也很少对未来下绝对的结论，卦辞多半是分析现状，告诉我们应对的方法。如果未来一切都已注定，直接下结论就是了，还有什么好建议的呢?
很多人因为被人算准过，就完全信命了，认定了万般皆是命。《了凡四训》中的袁了凡先生，曾经也因为被云南的孔先生用邵子皇极数测得极为精准，前半生的人生轨迹与孔先生算的几乎分毫不差，从此认定“荣辱生死，皆有定数”。后遇云谷禅师，教以自省及改命之法，比如分析他科第不高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容人、轻言妄谈;分析无子的原因，主要是心性太过苛求等等。袁了凡先生自省并针对性地改变，后来的命运就完全变了。孔先生所推算的结果，完全不应验了。
袁了凡先生前半生与所算命运完全符合，是因为他绝对地信命了，可以说心如枯井，随波逐流了。对一般的人，自然达不到这种没有任何期望的心态，所以心性与行为所影响下的命运轨迹，也是在不断被左右的。袁了凡先生的人生实际上被两个人或者说两种观念介入，前者是孔先生的绝对宿命论，后者是云谷禅师的命由己造。如果没碰到孔先生，袁了凡先生的人生自然会有种种随机的改变;遇到了孔先生，造成他完全顺命、丝毫不差。接受云谷禅师的教导后，他又完全向着好的方向改变了命运。不同的观念，造就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我在实践中的体会，差不多的八字，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生活地区，需要下不同的推断结果。看八字一定要参看各个不同时代的相应统计数据。比如婚姻，80年的离婚率是0.7%，而去年大城市的离婚率在30%左右。保守地区的离婚率相对较低，开放程度越高的城市与地区离婚率越高。美国是性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离婚率是50%左右。
根据这些统计数据，那么老一辈的人，只要八字中婚姻信息不是非常极端的状态，都可以断为不会离婚。而新一代人中，要是存在差不多问题的八字，基本可以断为会离婚。论其原因，相当大的原因是性泛滥所导致的。凡事都是有定数的，用完了就没了。现在的人婚前感情与性经历太多，用得太过太滥，又有多少感情之福经得起挥霍呢?这种情况，就是社会风气与个人行为改变了命运的轨迹。所以说，命实际上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上的。还是那句话：但问心，莫问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