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信因果是作为佛教信众的一个先决的前提。我们为什么要修行道业?就在于有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如果没有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奉行的是“断灭见”，或者是“常见”，那都是不可能有修道的基础。有了这个理念，才会去持戒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所以刘遗民居士奉慧远大师的旨意写的《西方发愿文》，首先谈到的就是对三世因果的深信以及对六道轮回的恐惧。心怎么安立?知道凭自己的力量难以摆脱轮回的险路，才一意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理念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先决前提，离开这个，后面的都很难去说。
在传统的社会，乃至于佛教没有传到中国那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中国人普遍的一种很质朴的文化心理是相信因果的。也许他对于三世因果还不会有很明晰的概念，至少质朴的善恶报应观念他是有的。这个思想遍及在《尚书》、《周易》、《左传》、《诗经》、四书里面，只要受这种文化典籍的熏习，都有起码的因果的观念。这也就形成了中国几千年这种稳定社会的一个文化基础。尤其是在佛教传入之后，因果的观念随着佛教寺院在每个村庄、每个地区遍及开来。因果的观念深入人心，包括俗文化——那些话本、小说、戏剧——这些故事都是来阐释因果的观念。可以说中国人深层的文化积淀当中，因果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这也就形成我们中华民族礼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但这个基础也受到了一些挑战，最先宋明理学家就有一个不正确的说法。他是被称为“阳儒阴佛”，表面上弘扬的是儒家，实际上借用了很多佛教的思想来诠释儒家的经典，它的心性哲学。比如朱熹来谈这个“心”的问题，所谓“虚灵不昧，具众理应万事”，这个道理实际上先秦儒家是没有谁去阐发的，他是受佛教《华严经》、《楞严经》，包括禅宗的影响，就把这个给引用过来，确实对儒家心性哲学的阐释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所以他的理论——宋明理学家“心学”，是受到佛教的滋养的。但是他们有一个门庭之见，用了佛教好的东西，然后还来批驳佛教。他批驳的最厉害的就是认为佛教讲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是骗那些愚夫愚妇的，这些是不存在的。认为人是气的聚合，气聚就有人，气散就没有。人都没有了，就没有受报的主体，人死灯灭。
宋明理学家否定因果、否定神识的延续，这是我们中华学术中具有很大问题的一个学术。那这种学术又经过考科举，考科举都要看《四书集注》，就把这些思想贯输到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当中，这就形成我们思想观念上一个巨大的祸根。这个祸根到了“五·四”的时候，到了西方文化全面进入中国的时候——叫“欧风东渐”，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全面地否定我们中国本土文化。 全盘西化，就使得这个因果的观念、轮回的观念，打上了一个好像很落后、很迷信的印记，被边缘化了。但是那个时候——民国年间，毕竟还有些受旧传统国学熏陶的一批知识分子，还在我们传统国学风雨飘摇当中坚持。像梁漱溟这些，包括我们佛教一些高僧大德，都在坚守着。我们传统的国学还不至于全都消失殆尽。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摧残得很厉害了，光北京就有几百万吨的所谓的“封建迷信”的书籍被烧掉。
所以现在的中国人对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会本能地认为它是封建迷信，实际上他完全不了解这里面深邃的智慧和真理。把因果和轮回都否定了之后，那意味着什么?会造成非常可怕的结果!人一定会肆无忌惮，一定是什么都不怕的。这样的恶果，在现在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没有道德底线。所以我们现在面临重大的危机——当我们把因果、轮回完全否定之后，道就德失去了劝善和惩恶的理论依据。道德重建问题，最后还是要落实在因果和轮回观念的建立上，离开这两个观念，一切所谓的道德是建立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