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探塘说：「我年轻时，曾聆听前辈们的言谈。当知县的樊毅说：『我退休时，行囊只有五千两银子，而且华丽的丝帛也不到一千匹！』当司训的王辅却说：『不要说本官贫穷，我积蓄的薪俸，以及学生们的馈礼，总共加起来也有六百两银子了！』
樊知县的意思是恨六千太少，而王司训却认为自己所有的六百太多了。
后来，樊知县的三个儿子合不来，大家都主张分家产。樊知县拿出六千两银子买地，建筑房子，把全部钱财都分给三个儿子。可是儿子却怀疑父亲私下另有储藏，因此，不愿奉养他。樊毅只好找了数亩田地，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稻子没有成熟和蚕还没有吐丝便典当出卖了，家里没有年轻的童仆，客人来时，都是年老的奴婢在端茶水。樊毅一直过着愁苦的日子。等到他逝世后，葬礼很草率简陋，现在他的子孙也都衰没不振了。
另一方面来说，王辅的四个儿子个个很争气。老大与老二经营产业，老三与老四在学校教书。兄弟奉养父亲非常欢喜。
晚年，王辅常以观赏花卉竹子为乐。有客人来访，他便留他们饮酒喝茶，只是尽欢而已。他每天都笑口常开，他的子孙人才济济，家声方兴未艾。
樊毅的钱财比王辅多了十倍，而王辅的受用却反而比樊毅多了十倍。子孙的贤能与不肖相差又何止十倍呢？
做官的人如果一直经营钱财，自己尚且不一定能享用，怎么还能为子孙打算呢？
静静地想一想，或许可体悟一些真理。」（《德育古监》第一一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