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范九(1887 一1967 )，名师洪，字知生，南通平潮人。费范九自幼聪颖，州试名列榜首。后入江宁法政学堂，毕业后参与办理两淮盐务。民初回通州任张蹇秘书，协助督办水利保坍工程，主编《南通报》。由于母亲信仰观音菩萨的缘故，他也对于佛教缘分颇深。
费居士在南京参议省政时，曾经与同人讨论儒理，但不谈论佛法。他并不是不信佛，而是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谈禅说教，甚深微妙，学者不会，就会流于荒诞。至于谈论因果轮回、诸天之欲乐与地狱鬼畜之惨苦，又恐愚夫愚妇沉溺泛滥，莫知所归。不如儒道中庸，易知易行，致谨于伦常日用之间，而不蹈过与不及之弊。后来请得《印光大师文钞》，展读一遍。了解到大师弘扬净土，而不废弃儒教。曰敦伦尽分，曰齐家须重母教，曰真信切愿、老实念佛、求生西方。以世法之闲邪存诚，而进求出世法之超凡入圣。儒佛融通，相成而不相悖。费居士从此以后改变了自己的宗旨，而皈依印光大师的愿望，与日俱进。民国十六年(1927年)，他先给印光大师写信请求皈依，七月二十九日，大师回信说：
“数日前，由山转来手书，知慕道心切，修持唯谨，不胜欣羡。但以沪地冗繁，未能即复。昨因事来杭，略有暇晷，遂书大概。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为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汝能孝亲，能俭朴，则必不至取非义之财，其行其心，颇与佛合。若再加以信愿求生西方，必可如愿。然既为人子，人父，当思所以究竟令我亲，我儿女，得究竟安隐之道。可不力劝吾亲，与吾儿女，令其同修净业乎。此且约亲而论。而一切众生，皆是佛子，我既知之，忍不令我弟兄，姊妹，亲戚，乡党，一切相接之人，一一咸知乎。汝欲皈依，以期往生，可不发宏誓，以预行随分随力度人之道乎。今为汝取法名为慧茂。谓以大智慧，行自利利人之道。所言自利利人之道，即为一切人，说敦笃伦常，恪尽己分，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文钞中屡说之，今复为说者，恐或不注意，以致错过，以故不妨再说也。又今日世道之乱，为开辟所未有。究其根源，总由家庭无善教，及不讲因果报应之所致也。天下不治，匹夫，匹妇，与有其责。能注重家庭教育，及因果报应，则贤才自然蔚起，而天下渐可太平矣。祈与一切人，皆以此说恳切告之，亦居尘学道，自未得度，即行度人之一大要事也。祈慧察是幸。余详文钞，此不备书。”
民国十七年(1928年)，商务印书馆需要校勘国学的职员。费居士正好想脱离政坛，从事文化事业，于是赶到上海面谈。正好听说印光大师驻锡太平寺，非常高兴，赶紧去拜访。大师问费居士来上海做什么。费居士说到商务印书馆应聘，不知到能不能成。大师点头说：“成。”费居士以为是大师安慰的话，没有放在心上。于是请求当面受皈依。大师说：可至佛前举行。费居士不懂皈依仪式，幸好温州的周群铮居士在场，协助指导他完成了皈依仪式。过了两天，费居士得到商务印书馆通知，自己被录用了。这是才省悟大师的先见豫示实非戏论。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的事件，遭到了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这就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当时，费居士全家困于战场十九天，他带领家里人一心念观世音菩萨求救，结果所住天通庵路四围尽毁，而自己所住得楼房安然无恙。事变之后，费居士应邀参加影印宋藏经会的工作，只管食宿，没有工资。他的妻子来上海探视。借此机会，费居士带妻子乘京沪火车去苏州报国寺皈依印光大师。他们在车上聊天，他妻子根据算命的所说，命中五行阙水。所以想求印光大师选一个水旁的字为法名，以便得到扶助。费居士也想为儿子和儿求皈依。想到宗兄两个儿子的名字分别是福熊、福煦。于是对妻子说：“父母欲为子女造福因，心理皆同。如和儿取名福字，岂不遥合宗派。”接着笑了说：“这是世俗的想法，不必在师父前提及。”
到了报国寺，费居士的妻子请大师授皈依，并代和儿受皈依。大师开示念佛法要，并叫他们两个在寺里吃午饭。午饭后，大师手书法名二纸，费居士的妻子名慧淑，和儿名福纯。费居士一看，淑字从水，福字联派。心想私意并未上陈，何以恰如所欲。费居士与妻子惊喜之情，不可言喻。感到大师能深入他心，非常智可测。
1938年，费居士为保护和流通将历年收集之唐、宋、元、明、清五朝名家所绘观世音菩萨圣像，特汇编成《历朝名画观音宝相》在沪付印一千册分赠有缘，他请印光大师作序。大师撰写序言后，给费居士回信说：“手书备悉。序文凑起八百零六字。而语句拙朴，大通家不无訾议。如可用，祈请善书者恭楷写之。圈点亦宜照用，以免文字浅者，念不成句。句既不明，义何能了。以故无论何种文字，均须点句。光一向与人书，即大通家也为点句。以不愿人稍于我之芜语用心也。序中通未抬头。通抬则太繁，不抬亦可。若欲抬，当于名家所画之观世音圣像一抬即已。(民廿七九月初四)”
《历朝名画观音宝相》再版时，又请弘一大师工楷书写印光大师所撰序言，高僧师徒续写佳话。
费范九居士后半生一直从事文化工作，为保护家乡文化遗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摘自：《印光法师的故事》作者：余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