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与佛教
一
佛法自东汉传入中国后，总的说来，一直受到历代帝王的一致尊崇与鼎力护持。著名的，如梁武帝立佛教为国教，四次舍身佛寺，布施大量财物，他倡导茹素，下诏编制《梁皇宝忏》，对佛教文化影响甚深。唐太宗李世民，虽首重儒学，其对佛法及高僧亦礼遇有加。他支持玄奘的译经宏法事业，亲自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因受佛教影响，他对自己早年四处征战，手所诛杀，愀然疚怀，“弥增悔惧”，特令于七处战场各建寺刹，为阵亡者设斋行道，并布施自己所服衣物，竭诚礼忏，“冀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藉此弘济，灭怨障之心，趣菩提之路。”（《全唐文·卷四·为战亡人设斋行道诏》）一代女皇武则天更是与佛家有着不解之缘，八十卷唐译《华严经》就是在她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译成后她亲自作序，并敕法藏大师讲授，对华严宗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禅宗，她也十分尊崇。天授二年，诏请五祖弘忍的上座弟子神秀入京行道，不仅给予“肩舆上殿”的极高待遇，并且“亲加跪礼。”（《续高僧传·卷八·神秀传》）后来，又请到六祖慧能的得法袈裟于长安供养。洛阳龙门石窟著名的卢舍那大佛，据载就是她施钱建造的。她为《华严经》所作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更被誉为“千古不泯之妙严”（近代谛闲法师语）。在中国历史上十分有名的唐玄宗也推行三教并举的国策，继亲注《孝经》、《道德经》，又亲注《金刚经》，诏颁天下，普令宣讲。
二
在历代著名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与佛教缘分可谓特别深厚，其对佛教制度亦多有建树。朱元璋，濠洲钟离（今安徽风阳）人，自幼家贫，为地主放牧牛羊。元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兄弟相继去世，十七岁的他入皇觉寺为僧，后又作游方僧，在淮西的光、固、汝、颖诸州游历了三年多，对佛家的慈悲度世与忍辱苦行有深切的体会。公元1352年，郭子兴起义，他毅然投奔，身先士卒，得物均分，深受爱戴。郭子兴死后，他被推为首领，力量逐步扩大。在连年的征战中，他注意网罗各方人才，如儒宗宋濂，谋臣刘基、朱升等，在与陈友谅进行的决定性征战中，据说还得到了庐山僧周颠（一说道家神仙）的襄助。
由于早年的出家经历，朱元璋对佛法的立教宗旨与义理有着较为全面、透彻的了解，其护法护教的基本态度也是相当明确的。每见善信真修，他都由衷地赞叹。对于“隆冬之时，衣服颓靡，叠膝禅房，慕如来六年之苦行，意欲了心性以化世人，皆同善道”，虽严寒肌肤为之冻裂，亦不相告的“力修之僧”，表示了极大的尊敬（《明太祖集·卷十·明施论》）。对佛法日盛，殿阁庄严备具，亦欣然于怀。洪武中，特为诸王子选高僧为辅侍，“为诵经荐福。”（《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他在政事之余，也常“入寺中与禅者盘桓”，藉此舒解忧烦，“暂释几冗之一时”（《明太祖集·卷十四·游寺记》）。他广泛结交天下名僧，如曾被元顺帝赐以“佛日普照慧辩禅师”称号的楚石梵琦、赐以“寂照圆明大师”称号的金璧峰、以及中天竺僧具生吉祥、峨眉僧宝昙、普陀僧怀信等，均给以特别的礼遇，并常有诗文馈赠。
朱元璋仰重佛教的超拔与教化的功能，明朝开国之初，他“悯念四海兵争，将卒民庶多殁于非命”，认为“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宋濂《佛日普照慧辩禅师塔铭》），故于洪武元年秋九月、洪武二年春三月，两度诏请江南的戒德名僧，在蒋山禅寺作隆重的超度法会，并亲率群臣向佛菩萨顶礼膜拜。洪武三年，因对鬼神之事存有疑问，他又特别诏请了十六位大法师，馆于金陵大天界寺，援据经论，详析其理。其间禅宗祖师，世称明代“国初第一禅师”的楚石梵琦，预知时日，因缘示灭。临终前他沐浴更衣，跏趺书偈曰：“真性圆明，本无生灭，木马夜鸣，西方日出。”置笔对梦堂法师云：“师兄，我去也。”梦堂问：“何处去？”答：“西方去。”又问：“西方有佛，东方无佛耶？”他震威一喝而逝（至仁《楚石和尚行状》）。逝后龛奉四日，颜色愈明润，朱元璋及大学士宋濂等均为之嗟悼痛恻。当时朝廷禁止火化，礼部奏闻后，朱元璋特开僧家火化之例。禅师火化时，“送者千余人”，火化后，“牙齿、舌根、数珠不坏，舍利五色，纷缀遗骼”，“累累如珠”（同上），一时缁白瞻礼，朝野惊叹。
三
在政治上，朱元璋推重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政策。他认为，儒家祖述尧舜，效法先王，其传承与确立的政治准则、伦理纲常为“万世永赖”，而佛道二教则处处教人明因果、辩善恶、示吉凶，劝善警顽，“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明太祖集·卷十·三教论》）他说：“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同上）认为三教虽侧重不同，表现各异，但其出发点与最终目的则是根本一致的，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三者互相补益，不可或缺。对于佛教，他认识到佛陀立教之目的，在于使人人明了祸福因果，明心见性，仁慈忍辱，诸恶不作，百善奉行，“意在消愆而息祸，利济群生。”（《同上·修教论》）指出：“假处山薮之愚民，非知国法，先知虑生死之罪，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同上·释道论》）盛誉佛法“化凶顽为善，默佑世邦，其功浩瀚。”（《同上·卷十三·拔儒僧文》）正因如此，他极为重视佛教的辅政作用，将佛教事务视为朝中大事，对佛教制度、僧寺清规多方整饬，期望以此整顿僧团，去淤除垢，“振扬佛法以善世”（《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申明佛教榜册序》）。
为加强朝廷对佛教事务的管理，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掌全国各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洪武十五年，又仿宋制，在京设僧录司，有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职，由礼部任命；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督导僧众行仪并主管考试等事务。洪武五年，他下诏对各地僧人普给度牒，废除过去的免丁钱。洪武十七年，采纳礼部尚书赵瑁的建议，规定每三年发度牒一次，并加考试，不通经典者淘汰。洪武三年，朱元璋召集各地僧耆，将全国佛教寺院划分为禅、讲、教三类，以便于统一管理及督促僧人专心办道。其中禅寺为不立文字，专求明心见性的禅宗寺院；讲寺则包括禅宗外的各个宗派，主要从事于弘扬诸经义旨，并依之修持的寺院；教寺为专修瑜伽教法及应赴各类佛事的经忏寺院。洪武二十五年，还进一步制定了禅、讲、教三类僧服色别，成为明代佛教制度的一大特色。
为整顿僧团秩序，防止僧俗混淆，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还制定颁布了影响深广的《申明佛教榜册》，要求各地僧司查验清理天下僧寺，欲还俗者听其还俗，使出家僧人恪受戒律清规，禅、讲、瑜伽，各归本宗。《榜册》中还详细规定了僧人诵经仪式和施主布施金额，并且严厉规定，“令下之后”，如果仍然“私有眷属，潜住民间”，必严惩以正视听。洪武二十七年，他又下旨敕礼部颁布了九条榜文，对僧人举止所应趋避自律之处，作了更为具体的补充规定，俾使境内僧人均能依此条例洁身自守，使世间“善者慕之”，“佛道永昌，法轮常转”（同上），利益邦国。
朱元璋很重视佛教经典的整理、流通与讲习，洪武五年，他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启建“广荐法会”，组织力量点校、刻印藏经，到洪武三十一年，共收录佛典一千六百余部七千多卷，史称“洪武南藏”。他还多次下诏命天下僧人讲习《心经》、《金刚经》、《楞伽经》，对禅宗在明代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他还常对佛教具体事务，如寺院住持人选、礼佛诵经之法、佛事仪规等亲加干预，见其对佛教的重视关心程度实非同一般。
四
朱元璋笃信佛家的因果学说，认为“定业难逃矣，果报昭然矣”（《明太祖集·卷十·修教论》），一生都很注重对佛学义理的研讨。他常喜欢与大学士宋濂等一起论究佛经奥义，剖理决疑，尤属意于般若经典，对般若真空的佛学义理有很深的理解，如他认为“佛之教实而不虚，正欲去愚昧之虚，立本性之实”，所谈之“空”为“相空”，谈“空”的目的是为了解脱妄想缠缚，“去心之邪念，以归正道。”（《同上·卷十五·心经序》）宋濂赞扬他“一观辄悟”，“睿识神见，皆超出乎常伦”（《宋学士文集·芝园前集卷五·新刻楞伽经序》）。他欣然赞同佛陀将护持佛法的责任付之于国王大臣的传统佛教观念，不仅终身以护法护教为己任，还对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所以付之者，国令无有敢谤，听化流行，非王臣则不可。”（《同上·卷十四·游新庵记》）认为对于佛法的教化、流行，朝廷应鼎力协助，对公然毁法毁教者要严惩不贷。同时要尽量采取无为的态度，以免产生误导，即对佛家救世之行、益世之功，主要通过律法的方式给予有力保证，并优加礼遇，以示尊重。他强调，作为现实的政治家，帝王大臣应致力于伦理纲常的维护与日常政治事务的处理，忠君孝亲，知人安民，而不能荒废政务，更不可妄施以求福，否则“必不蒙福而招愆”，王纲废弛，“祸将不远”（同上）。当然，他也批驳那种认为佛道误国的观念，是“小聪明而大愚。”（《同上·卷十·三教论》）对于历史上的三武灭佛事件，他深以为非，认为其所为令人“切齿奋恨”、“非独当时为人唾骂，虽万古亦污名。”（《同上·卷十四·游新庵记》）他还辨析梁武帝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务本分，崇尚虚文，废国怠政，而非佛法之过。
朱元璋一生除亲著《集注金刚经》外，还御制佛教论文集《护法集》，写有大量关于佛教方面的诗文，收入《明太祖集》中的就有文章四十六篇，诗偈若干。其中对佛教去恶扬善的现实意义与辅政作用的阐述，常能发前人之未发，十分明智、允当，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