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北洋军阀势力进入浙江，时局日非，嘉兴革命党人戚则周，乃脱离政治活动，为求哲理，研究佛学。戚居士历任四县县长，本来绝不信佛，后来是怎么信佛的呢？当时戚居士得了胃病，百药无效，有一位很有名的西医，劝他多吃鸡汁，胃病自然会好。那知，天天吃鸡汁，胃病得越凶。后来到上海，住在朋友家里，有一天，他清早起来很是无聊，随手在书架上拿到一本经书，里面有一篇唐朝丞相裴休的序文，写得极有价值。因此，他想，这样有学问的丞相，尚且信佛，我是怎样的人，可以不信佛吗？从此发心研究佛经，实行念佛吃素，那晓得很厉害的胃病，不吃鸡汁也不吃什么药，反倒好了。后来在朝普陀时，皈依了印光大师，法名智周。我们从印光大师给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到印光不贪供养，一心弘扬净土的悲心。
民国九年，戚居士托光顺法师给印光大师带去夏布和莲子。大师回信说：“光顺师至，持汝手书。并夏布莲子交光。言汝已住伊庵等情。窃念汝资非余裕，何须效世谛人情，作投桃报李之仪。尔我以道相交，当以直道而行耳。兹既寄来，当以为作福之资。谢谢。”苦心劝戚居士先学净土，缓学楞严。大师说：“汝于净土修法，尚未了了。当唯以翻阅研究净土为事。半日学解，半日学行。必期于彻头彻尾，了无疑惑而后已。《楞严正脉》，且作缓图。纵亲见如来藏妙真如性，亦不能即了生死。见性是悟，非是证。证则可了生死。若唯悟未证，纵悟处高深，奈见思二惑不能顿断，则三界轮回，决定莫由出离矣。若不通《楞严》，倘净土法门，能仰信佛言，决定无疑。真信切愿，以修实行。则决定往生，为极乐世界中人。况兼现世国界危岌。尚欲以危险时际，有限精神。作不急之法务，企得大通家之名闻，以充体面。致自己专修一事，竟成颟顸乎哉？倘净土法门，悉皆谛信深知。不妨再研《楞严》，及各经论。”
民国十年初，戚居士托真如寺研慧法师给印光大师带去书信和绵被垫一付。大师回信说：“智周慧鉴，昨日真如寺研慧师来代手书并棉被垫一付无讹。窃念居士爱我情深，感激不已。然光固有被垫，以八元转卖于人，并去年夏布卖九元。共十七元以作施送文钞之助。文钞现由商务印书馆另编排印出尚未订齐。过几日当即寄来。光自己订一百元书，丁福保亦订五十元。余有友人托订百数十元。书近七百部。除友人自施外，光一百元书，托张云雷寄之四方以结法缘。待寄来时，当寄一包，共五部。除自存外，酌量送人。汝十七元亦入此数。作我预订算。可请四十几部。此四十几部，有一、二人阅之生信，依教奉行，其利益比光自服用之利益，实天地悬隔。况不止一二人乎。切勿以光不谅人情，送来不用转卖见怪。则幸甚。嘉兴亦与古农寄一包，令施送尔。若有人要，当令彼向上海请。或杭州商务印书分馆请。切勿再向光要。以光所请者，皆派而送之。若特去又请而结缘，则无此财力尔。商务印书馆定作大洋五角五分，除先预定作七折算，此外皆纳实价。以后再勿寄衣物来，若念光愚诚，但志心念佛敦伦，并随缘化导，比寄衣物，胜之多矣。”因为戚居士对于专修净土一事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对大师寄给的文钞也没有细心地阅读，所以大师又劝道：
“文钞此番所印，有九十余篇。光满腹中草料，通通倒出矣。岂更有口传心授之秘诀，以私授于汝乎。光学识褊浅，无大发挥。然能依之而行，决定有益无损。决定能了生死于现生，侍弥陀于没后。诚恐视为卑劣，则卑劣矣。譬如金木泥彩所造之佛，以真佛敬之，即可成佛。以金木泥彩视之，则亦金木泥彩而已。然亵金木泥彩，则无罪愆。若亵金木泥彩之佛像，则罪过弥天矣。善得益者，无往而非益，鸦鸣鹊噪，水流风动，无不指示当人本有天真。（禅宗所谓祖师西来大意）况光之文钞，文虽拙朴。所述者皆佛祖成言，不过取其意而随机变通说之，岂光所杜撰乎哉。光乃传言译语，令初机易于晓了耳。然虽为初机，即做到极处，亦不能捨此别修。以净土一法，乃彻上彻下之法。非如小乘之法，大乘便不用以修习也。”
接着，戚居士向大师求出家，大师又回信开示他：“光意欲令阁下，安居己家，即俗修真。上可感发上人，发生净信。下可率其妻子，同沾佛恩。”要靠定仗佛力的净土法门：“普贤十愿，文殊一行，若能精修，一切经论即不贯通，亦可顿脱烦笼，高预海会。若于此仗佛力一法，信不真，靠不定。即深通宗、教，亦只是口头三昧。欲以此口头三昧了生死，真同欲以画饼充饥。必致途穷深悔，而毫无裨益也。” “祈专心念佛，即是真法门眷属。切勿来山，以致彼此为难。至于必欲出家，当另礼高明知识，断勿以光为隔碍，不便另拜余师，致失巨益也。”
不过，戚居士没听劝，还是跑到普陀山三圣堂，在真达和尚座下剃度出家了，法名明道。在三圣堂的时候，他的女儿来信说双目失明了，伸手于前，都看不见。明道法师想回家把女儿送到杭州尼庵去。印光大师则叫他给女儿写信，令至诚念观音圣号，不到一个月，明道法师的女儿就亲自写信来说眼睛痊愈了。
【注释】
[1]戚则周（1880-1935）：浙江嘉兴人，原来是嘉善县西塘周氏子，后入赘于嘉兴城南开米行的戚家，改名戚则周，又叫戚思周。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回嘉兴当警察，暗中参加反清革命，与同乡范古农居士同为嘉兴的革命党人，后来都皈依佛教。辛亥革命以后，担任两年知事。辞职后，朝普陀皈依印光大师，大师赐法名智周。向大师求出家，大师因不收剃度徒弟，待其妻病故后，乃依真达和尚出家，是为明道法师。参加太虚法师主持的中国佛教总会任常务理事。印光大师到报国闭关，他为报国寺当家，负责弘化社流通事务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去世为止，享年55岁。骨灰归葬嘉兴故乡，叶恭绰居士撰写碑文。
[2] 张商英(1043 -1122)：字天觉，号无尽居士，宋朝新津(今四川省新津县)人。商英初不知佛法，因游一寺，见佛经庄严殊胜。忿然曰，胡人之书，乃如此庄严，吾圣人之书，尚不能及。夜间执笔呻吟，莫措一词。夫人向氏，颇信佛。因问所呻吟者何事。曰，吾欲作无佛论耳。夫人曰，既然无佛，又何可论，且汝曾读佛经否。曰，吾何肯读彼之经。曰，既未读彼之经，将据何义为论。遂止。后于同僚处，见案头有维摩诘经，偶一翻阅，觉其词理超妙，因请归卒读。未及半，而大生悔悟，发愿尽此报身，弘扬法化。于教于宗，皆有心得。所著护法论，极力赞扬，附入大藏。徽宗朝入相，时旱久，夜即大沛甘霖，徽宗书商霖二大字以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