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九年（1893年），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到北京请大藏经。大藏经是朝廷组织刻印的，请大藏经也要向朝廷申请，经过皇帝批准颁赐。法雨寺是普陀山第二大寺院，明万历八年（1580年），建“海潮庵”。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郡守吴安国将其改额“海潮寺”。后几经兵火，寺院遭毁，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别庵和尚前来住持，再度扩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御赐“天花法雨”匾额，遂改名为“法雨禅寺”。雍正九年（1731年）又进行大规模扩修，从此殿堂楼阁，规模宏伟，雕梁画栋，辉煌瑰丽，遂成东南名刹。
化闻和尚（１８４０—１８９７）名福悟，俗姓张，奉天（今沈阳市）铁岭人。家世贵族，幼年习儒，成年投僧忠亲王（僧格林沁）幕下，因功升监司。清光绪元年（１８７５）航海到普陀礼大士，感宿因，依立山和尚出家于伴山庵。逾年，受具足戒于金山江天寺。七年，北游京都，钦命住持翠微山香界寺。十年，回山省师，继席法雨寺。
这次要请的就是《乾隆大藏经》。清雍正十二年（1734）在北京东安门外的贤良寺开始校勘大藏经文，设立藏经馆。自雍正十三年二月至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1735—1738）刊竣。全藏收经724帙，有钦定入藏典籍54部1127卷，但删除《北藏》收录的32部316卷典籍。采用梨木经板，双面刻字，刊板79,036块。乾隆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768—1769）曾先后奉旨撤毁《开元录略出》等四种和《楞严蒙抄》经板，合计800块。现存73,024块，是我国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副大藏经板。
名寺加上名僧，请大藏经当然顺利得到批准。不过经还要现印，并且需要细心的人去做检查核对的事情。但化闻和尚身边缺这样的人。他找到圆广寺的住持帮忙，圆广寺因为了解印光大师做事精细慎重，所以就把大师推荐给化闻和尚。经过一段时间，大藏经印好了，还要护送到普陀法雨寺。化闻和尚观察到印光大师道行超卓，就邀请大师一同护送藏经到法雨寺常住。这样大师就离开住了三年的圆广寺到了普陀山。化闻和尚知道大师文化功底和佛学功底都很深，所以就请大师安单于藏经楼，主理藏经，尊为法雨寺首座（首座是寺院四大般首之一，地位次于方丈，德业可做全寺僧众表率。类似现在某领域首席科学家的地位）。大师为什么一下子又能从普通僧人变成首座呢？这当然首先是大师的学问道德修持堪当此任，另一方面，跟时代背景也有关系。过去要想出家，必须朝廷组织考试合格，发给度牒，才能出家。到清世祖的时候，取消了考试发度牒的制度，人们可以随意出家。这样时间久了，僧人素质越来越差。到清末的时候，一个寺院中出家人能识字的就没有几个。所以象印光大师这样的饱学之士，放到哪个寺院都是宝贝。
大师到法雨寺，环境非常好。二十年来，绝无人客过访，及信札往来诸纷扰。这为大师阅藏修行，成就道业提供非常好的环境条件。大师励志精修，寺众咸深钦佩，以至被称为全山模范僧。
《大藏经》是般若的丛林，真如的府库，一切世出世间诸法的渊海。大师住藏经楼几十年，当然有条件阅藏。有记载说大师三阅大藏。一部大藏阅一遍一般需要三年。不过大师自隐其德，并不承认自己阅过全藏，而以自己眼睛不好为借口说自己没有阅全藏。不过从大师后来教理的深广，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通达来看，肯定没少阅藏。大师读破大藏，完全了解佛所说种种法门的权实，从而抉择选择弘扬契理契机的净土法门。
法雨寺藏经楼藏有新、旧大藏经两部，大师一一进行校正。所有的错误都用朱书另注于旁。民国六年大师同乡王幼农居士到山拜访，曾计划请人抄出来，名叫《印光法师全藏校堪表》，但因事迁延未办，留下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