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广印光法师文钞》经历一个不断增广直到定稿的过程，并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夏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永久流通本。
民国六年（1917年）徐蔚如得到大师给其朋友的三封书信（与邓伯诚、邓新安居士书），刻成《印光法师信稿》送人。
民国七年（1918年），徐蔚如搜集大师文稿书信共22篇，刻于北京，名为《印光法师文钞》。
民国八年（1919年），又搜集到大师文稿38篇，与民国七年版合编为初编和续编两册共60篇。
民国九年（1920年）《印光法师文钞》增加34篇，重新编次，上海商务印书馆排作两册铅印，十年春出书，共 94篇。梁启超、弘一大师等题词。
民国十二年（1923年），大师亲自在扬州，将九年所排者，刻一书册板，作四册。内容增加140篇，共 234篇。
民国十二年，大师令商务馆另排增订本，名为《新印印光法师文钞》，作四册，留板，初次印二万部。民国十三年六月初版，比木刻又增加多百余篇 ，共334多篇。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大师又令中华书局排增广本，亦作四册，比先增百余页。到民国十五年秋后，就排好了。大师的想法是，以后无论何等文字，概不存稿，以免印费虚耗。
民国十六年（1927年）夏《增广印光法师文钞》正式出版。以工潮的原因，书价很贵，只印二千册。原订打四付纸板，二归中华书局，二归于大师。大师乃令杭州浙江印刷公司依据这个版本，先印一万。以后续印，一任因缘。《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共收入大师文稿419篇。由大师亲自校订，作为永久流通的版本。
上海有一位居士名叫李荣祥，祖籍广东人，父辈在上海经商。李荣祥本人因有肺病，曾赴日本治疗，在图书馆接触到佛教书籍，从此专心佛学，对《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圆觉经》，都加以注释。他见到印光大师的时候，大师看到他年龄不到三十岁，已有早衰的迹象，就劝他说：青年人宜先著实用念佛功夫，待其业消智朗，障尽福崇时，再行发挥，自可阐明佛意，宣传宇宙。当时，李居士还不以为然，后来因为用心过度，形神日衰，才知道印光大师说得有理。于是详细阅读大师的文钞，感到非常欢喜，就摘录其中的要义，陆续在《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上刊登，接着分门别类，编作一册，取名为《印光法师文钞嘉言录》，准备出版流通。
元月，李荣祥来信表示要编辑《印光法师嘉言录》，大师回信说：“阁下再为提其要者，分门类为之流布。则较彼全书用费少而利益多，实为不可思议功德。光初出家，见诸知识教人修持，了不提因果伦常等事。致有修持颇好者，或于伦常不能恪尽己分。因是或令不知佛法真理者，多起谤心。光久蓄矫此流弊之心，故于一切笔墨中屡言之。阁下倘不以所言者为赘，似宜即录以作挽回世道人心之助。”
民国十六年二月，李荣祥居士再次来信报告《印光法师文钞嘉言录》的编辑大纲并请大师题词，大师回信说：“窃谓此录皆取材书中，即论疏序跋等中，亦可节取。非书中可节，余皆不可节也。且此录原属节录，固不宜恐涉断章取义之嫌。而今之时势，尤当以注重因果诚敬伦常，为救国救民弘法利生之要务。凡涉此义，似宜多采。所立十科，颇为通畅。略有字句不均，及不甚畅亮之处，因另开于旁。一赞净土超胜。二诫信愿真切。三示修持方法。四论生死事大。五勉居心诚敬。六劝注重因果。七分禅净界限。八释普通疑惑。九谕在家善信。十标应读典籍。”审定了全书的大纲。
二月初三，大师为《印光法师嘉言录》报纸版撰写了题词。给李圆净居士回信说：“昨信已封，邮差来又接手书，因勉作题词四十韵。但以向不作诗，诸多牵强，祈为改正。”
五月，大师到上海的时候，李荣祥请大师到家中供养，并和妻子一起正式在大师座下受了皈依，法名圆净。
八月，《印光法师嘉言录》报纸版正式出版，印一千册，不久就送完了。但来信索取的人纷至沓来，于是叫漕河泾监狱署，排作书册本。陈荻洲居士，愿任排工，并承担打四付纸板的费用，同时还任印二千册。加上其他任印的数量，将近二万册。其纸板拟留本狱署一付，以作上海流通之备。一归圆净居士保存，以备己及诸善士之用。一送哈尔滨宣讲堂，俾关外信心者，易于购阅。一送南洋新加坡商会，俾各岛华侨，同得读诵。
《印光法师嘉言录》给学佛者带来很大的方便。凡摘录的法语都注明出于《增广印光法师文钞》的某卷某页，可以跟文钞全文对照阅读。由其于诸文中截取要义，汇归一类，故每有文义稍同，而不即删削者，冀阅者受反复劝勖之益，冀其直下断疑生信也。又因为文钞内容比较多，初学佛的人难以选择，因此，又编辑了文钞选读目录，附于嘉言录序后。让未曾研究佛学之人，能够循序渐进地阅读学习。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和与之配套的《印光法师嘉言录》流通广泛，成为传播印光大师净土教义的重要载体，对引导念佛人把握净土宗旨，做人以及学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