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雍正皇帝在历代的皇帝中是非常了不起地一位，参禅有悟，正知正见。自古以来有很多皇帝也都接触过佛法、修学佛法，但雍正皇帝是第一人。印祖对雍正皇帝也是非常推崇。
雍正皇帝曾作过一本《拣魔辨异录》，他著此书的因缘是这样的：在明朝时，天童寺有一位密云悟老禅师，是一位开悟了的和尚。在他座下有一位徒弟叫法藏，天资非常聪颖，在参禅方面也是很有消息的。
但这位法藏我慢贡高，并没有彻悟，就认为自己道行、悟境超过他的师父，就作了一本书叫《五宗原》。《五宗原》一出来，他的师父密云禅师就认为他的很多观点不对，就进行了批驳。
可是法藏不服气，还在其他场合说他是无师自通，都不承认他师父了，认为师父的水平不如他，他是千古第一高人。这样教内很多有正知见的禅师也都对他进行批驳。
法藏座下又有一个徒弟叫弘忍，他就维护他自己的师父——法藏的观点，写了本《五宗救》，来反对其他老禅师的批驳。
这在禅宗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法藏、弘忍师徒俩，都是很有点水平，很有点悟境，但知见确实不正。但他们有个特点，就是很多士大夫阶层是他的外护，他又很能装点门庭，徒众甚多，势力很大。
那么到了雍正皇帝，他在节选禅宗语录时，就发现这个法藏和弘忍的书里有很多不正确的东西——“妄认识神生死本。以为极则。误认佛性。谤毁戒行”。
“妄认识神生死本”，即整个以他的识神作为他开悟的极则事，把很多虚法都当作实法去理解。他立一个圆相，认为圆相就是千佛千祖的本源，然后套用禅宗的三玄三要来附会他的观点。
法藏和弘忍有很多知见讲得是天花乱坠，但他们不了解，知见立知即无明本，是害人法身慧命的毒药。佛说三藏十二部，最后为什么会有拈花的公案?摩诃迦叶破颜一笑，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向上本份。
然而法藏和弘忍在这个知见当中一套又一套，全都是邪知邪见。雍正皇帝是很具有正法眼的，认为这样的观点如果流行天下，将会害天下人的法身慧命。
以至于修行人会演变为不坐香、不结夏，甚至饮酒食肉、毁戒破律的魔子魔孙。每天谈的都是怎么吟诗作文，取悦士大夫，搞所谓的机锋转语，在枝节上兜圈子，行这些伎俩。这些都是毒药啊!
雍正皇帝认为曹溪的法脉不能容忍这样的浊流。如果这样的魔说以及魔子魔孙流落人间，就会使后人受到无穷的遗毒，法身慧命就会受到损伤。
所以雍正皇帝说，后世人具正法眼的毕竟很少，大都喜欢看热闹，看到法藏、弘忍很有势力，有很多外护，又讲得天花乱坠，就识别不了。
为使天下后人不受他们的毒害，雍正皇帝不惜眉毛拖地来作这本《拣魔辨异录》，花了两年多时间，在治理国家的繁忙事务中抽空写出来的。一共有十卷，十万余言。
(御制《拣魔辨异录》)
这本书著出来之后，他就立了一个谕旨，要将《拣魔辨异录》收录到大藏经里面。
然后把原来明代以来入藏的像法藏和弘忍他们的书全部剔出来，把版全部毁掉。而且下了一道旨意，如果还有哪个丛林要流通法藏和弘忍的书，那就要按国法去处置。
雍正皇帝为什么用皇帝的权威来做这桩事情?就是太关心后世众生的法身慧命了。这种正知正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先入为主接受了一个邪知邪见，那一个人的修道就毁掉了。
雍正皇帝是以皇帝这样的威德，来做一桩铲除佛门邪知邪见的事情。
我们看到后来有些学者谈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说雍正皇帝如何专制，如何干涉禅宗内部的事情，实际上这些学者都不了解真实情况，这正是雍正皇帝大慈悲心的表现，是为了护持后人的正知正见。
这部书文理高深，通过读《拣魔辨异录》，真的觉得雍正皇帝是个学问非常深邃的人。无论是教内的佛法，禅宗的消息，还是儒家的理念，都是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用得非常娴熟。
他挑选了弘忍在《五宗救》里面八十多条错误之处，一一加以批驳，批驳得非常精辟，击中要害。其文句和道理都很高深，浓缩着禅宗和教下的根本理念，去破斥邪知邪说。
这本书可能不是现代人所能轻易看得懂的，但我们看一看还是有好处的。印祖提倡读书人去看这个，不仅对教理有一个更好的理解，而且对儒家孔子的心法、以及开拓学问之眼界都很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