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耳提面命，开导学人，本来出自经论，流自肺腑，不离因果，不涉虚文。应折伏的，禅宿儒魁，或遭呵斥，就是达官显宦，绝无宽容。应摄受的，后生末学，没有拒绝，纵然是农夫仆妇，也给与优容。一种平常心怀，三根普利，情没有厚薄，只讲道理。只是想到衰乱的时代，世风日下，不提倡因果报应，不能够挽回颓风而正人心。人的根性陋劣，不实行信愿念佛，决不能了脱生死而出轮回。所以不分贵贱贤愚，男女老幼，凡是有来请教的，必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实事实理，谆谆启迪，令人深生憬悟，作为立人处世的根基。进一步用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往生西方净土的坦途要道，教人切实奉行，作为超凡入圣的捷径。虽然深通宗教，但从不谈玄说妙，必定使人人都知道而且能实行，听到的人都能当下受益，这就是莲池大师评论辩融老人的话：“这老人可敬处，正是在这里了。”因为大师平实无奇，言行合一，所以真修实践的人士，都乐意亲近，致使来请教问道的，也多得难以胜数。并且大师以法为重，以道为尊，名闻利养，不放在心上。民国十一年(大师六十二岁)定海县的知事陶在东，会稽道的道尹黄涵之，汇集大师的道行，呈请徐大总统，题写“悟彻圆明”匾额一方，送到普陀山，香花供养，盛极一时。信众欣喜，大师却好像不知道。有人询问，大师回答“虚空楼阁，没有实德，惭愧不已，荣从哪里来”等语。当今世道都是争相浮夸，而淡泊如大师的，实在可以挽既倒的狂澜，作中流的砥柱，或信道的或俗家的，获益良多。
大师节俭自己，厚待别人。凡是善信男女，供养香敬，全都代人广种福田，用于流通经籍，与救济饥贫，只是权衡轻重，急需要的，就先措施。如民国十五年(大师六十六岁)长安被困，解围后，就把印文钞的钱款，急拨三千圆，托人快速寄去振济。凡是听到哪里被灾告急，必定尽力提倡捐助，以期救援。民国二十四年(大师七十五岁)陕省大旱，得到王幼农居士的来信告知，就取存折，叫人快速寄一千圆帮助急振。寄去后，叫德森查帐，折中剩余的，仅有一百多圆了。而报国寺一切需用，全靠这些钱维持，也不介意。民国二十五年(大师七十六岁)应邀到上海护国息灾法会说法时，听说绥远灾情严重，就对众发表，把当时一千多人归依求戒等香敬，共计银洋二千九百多圆，全部捐去，再拨自己原本存有印书的款一千圆作为倡导。后来回到苏州，众人在车站迎接，请大师上灵岩寺一观近年景象。大师还急忙往报国寺，取存折汇款后，然后才伴众人登山。大师的导众救灾，感同身受的深心，都是如此。魏梅荪、王幼农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发起创办法云寺放生念佛道场，请大师参加，并且订定寺规。接着由任心白居士，商请上海的冯梦华、王一亭、姚文敷、关絅之、黄涵之等大居士，在其中开办佛教慈幼院，全都是仰仗大师的德望，启人信仰，而得成就。而且对慈幼院的教养赤贫子弟，大师更是极力助成。其中的经费，由大师劝募，以及自己捐助的，为数很大。就是上海市佛教会所办的慈幼院，大师也极力赞勷。至于法施，就是自己印送安士全书以来，以及创办弘化社，二十多年，所印各种书，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也在百万多帧，法化的弘大，也是影响中外。综观大师的一言一行，无非是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使贤才辈出，福国利民。而他的自奉，只是充饥就可以了，不求适合口味。衣服能御寒就可以了，厌弃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不是推却而不接受，就是转送他人。如果是普通物品，就让人持交库房，使大众共享，决不自用。这虽是细行，也足够成为末世佛子的楷模了啊。
大师的维护法门，功难思议。其中最重要的，如前次欧战时，政府有迁移德侨驻到普陀山的打算。大师恐怕这样有碍大众清修，特意写信嘱咐陈锡周居士，转托重要人物疏通，那事应该避免了。民国十一年(大师六十二岁)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呈请省府借寺庙作校舍。定海知事陶在东，写信请大师挽救。大师就写信请王幼农、魏梅荪二居士想办法，并派妙莲和尚奔走，于是得到当局的明令保护。民国十六年(大师六十七岁)政局刚变更，寺产毫无保障，几乎伏藏灭教的祸，而普陀山首当其冲。由于大师舍命力争，才得到苟延残喘。还有某君长内政，数次提起庙产兴学的倡议，竟然导致全国的信众，惊惶无措。幸好大师与谛老在上海，能汇集热心护法居士们的计议，先疏通某君，然后派代表请愿，那倡议就没有实行。直到某君要退休，又颁布驱僧夺产的条例，期望依次第剥夺，达到灭教的目的。幸亏条例公布，某君就交卸权力，赵次陇部长接任，大师特别写信去设法，于是无形取销，接着嘱咐焦易堂居士等鼎力斡旋，才将条例修正，僧侣能够暂时安稳。民国二十二三年(大师七十三四岁)安徽阜阳古刹资福寺，唐朝尉迟敬德建造供奉的三佛存留，全寺被学校占据。山西五台碧山寺广济茅篷，横遭厄运。两件事都涉及打官司，当权的人偏听一面之辞，二座寺几乎废灭。于是各自得到大师的一封信，忽然扭转视听。广济寺因此立定真正十方，永远安心办道的基础。资福寺也从此保全，渐渐中兴。民国二十四年(大师七十五岁)全国教育会议，某教育厅长提议全国寺产作教育基金，全国寺庙改为学校。会议决定后，呈请内政部、大学院备案，报端揭露，大家震惊。当时由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以及常务理事大悲明道等法师，关黄屈等居士们，共同到报国寺叩关请示。大师用卫教相勉，以及指示办法。然后返回上海开会，选举代表，入京城请愿。靠着大师的光照，教难就解除了。江西庙产，从民国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大师七十六岁)四年之内，发生了三次大风波，几乎有灭尽无遗的趋势。虽然由德森多年呼吁，力竭声嘶，中国佛教会，也多次设法，最终得到大师的慈光加被，感动大护法们，群起营救，一一达到美满结果，仍保安全。这是其中比较大的，其他小节，在一封信或几句话之下，消除劫难，解除祸胎，那是随时随处，都有发生，不胜枚举。不是大师的道德，能够上感龙天，下服群情，怎么能如此?
大师的无缘慈悲，教化涉及到囹圄，以及异类。民国十一二年，应定海县陶知事的邀请，物色讲师，到监狱宣讲，就推荐智德法师去应聘。大师让他宣讲《安士全书》等，关于因果报应，净土法门各要旨，狱囚也多有受到感化。后来上海的王一亭、沈惺叔等居士，发起江苏监狱感化会，聘请大师为名誉会长。讲师邓朴君、戚则周(就是明道师在俗的姓名)、乔恂如等居士，都是大师的归依弟子。由大师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以及注重因果，提倡净土，作为讲演的要目。而狱官监犯，因此改过迁善，归心大法，吃素念佛的，也大有人在。对于异类啊，民国十九年(大师七十岁)二月，大师从上海太平寺，到苏州报国寺，铺盖衣箱，附带来的臭虱极多。孳生繁衍，导致关房会客窗口与窗外的桌上，在夏秋之间，都常见臭虱往来。有弟子想到大师年老，受不了烦扰，屡次请求进去代为收拾，大师都严峻拒绝不许，并且说：“这只怪自己没有道德。古代高僧，不耐臭虱的烦扰，就告诉它说：‘畜生，你来当差，就迁你单。’虱就相率而去。我现今修持不力，没有这样的感应，还说什么呢?”泰然处之，始终不介意。到了民国二十二年(大师七十三岁)臭虱忽然绝迹，大师也不对别人说。当时接近端午，德森想起来问大师，回答说：“没有了。”德森以为大师年老眼花，所以一再坚请入内检查，发现确实已经净尽，没有一点踪迹，大概也是被大师迁单去了。大师在修净课外，常持大悲咒加持水米，用来赐给无法医治的危重病人，就有奇效。有一天，报国寺藏经楼发现无数白蚁，大师在山上听说，赐大悲水让人去洒，白蚁从此绝迹，这是民国二十七年夏天的事啊。大师的法力神应，大概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