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一生不愿结交，不收徒弟，不住持寺庙。自光绪十九年到普陀，作一吃饭之闲僧(三十余年，未任一职，只随众吃一饭)。印光二字，绝不书之于为人代劳之纸，故二十余年很安乐。后因高鹤年绐去数篇零稿，登《佛学丛报》，尚不用印光之名。至民三、五年后，被徐蔚如、周孟由打听著，遂私为征搜，于京排印《文钞》(民国七年)，从此日见函札，直是专为人忙矣。遂至有谬听人言求皈依者，亦不过随从彼之信心而已。富者光亦不求彼出功德，贫者光又何能大为周济乎?
光绪十二年进京，吾师亦无一文见赐。后以道业无进，故不敢奉书。至十七年圆寂，而诸师兄弟各行其志。故四十年来，于所出家之同门，无一字之信，与一文钱之物见寄。
至于吾家，则光绪十八年有同乡由京回家，敬奉一函，仰彼亲身送去。否则无法可寄，此时未有邮局，而且不在大路(今虽有邮局，若无人承转，亦无法可寄)。次年来南，消息全不能通。至民十三年一外甥闻人言，遂来山相访，始知家门已绝，而本家孙过继(此事在光为幸，以后来无丧先人之德者。即有过继者，亦非吾父母之子孙也)，以故亦不与彼信。以民国来陕灾最重，若与彼信，彼若来南，则将何以处?无地可安顿，令彼回去，须数十元，彼之来去，了无所益，岂非反害于彼?故前年为郃阳赈灾，只汇交县，不敢言及吾乡(吾村距县四十多里)。若言及，则害死许多人矣。今春真达师因朱子桥(近二、三年专办陕赈)来申，与三四居士凑一千元，祈子桥特派往赈吾本村。西村亦不在内，然数百家，千元亦无甚大益。由此即有欲来南者，一商人系吾宗外甥，与光函云：有某某欲来南相访者，作何回答?光谓：汝若能照应，令其得好事，则甚好。否则，极陈来去之苦，并无益有损之害，庶不致于害死彼等也。此事真师一番好意，并未细想所以，兼又不与光说。及光知，事已成矣，无可挽回。闻数十年前，湖南一大封翁做寿，预宣每人给钱四百。时在冬闲之际，乡人有数十里来领此钱者。彼管理者不善设法，人聚几万，慢慢一个一个散。其在后者，以饿极拚命向前挤，因挤而死者二百余人。尚有受伤者，不知凡几。府县亲自镇压不许动，死者每人给二十四元，棺材一只，领尸而去。老封翁见大家通惊惶错愕，问知即叹一口气而死。不几日其子京官死于京中。是以无论何事，先须防其流弊。光岂无心于吾家吾村乎?以力不能及，故以不开端为有益无损也。
节选自印光大师：“复卲慧圆居士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