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心与空性见
菩提心和空性见，乃大乘佛法的两大核心。其中，又以菩提心为大乘不共教法。但就汉传佛教的弘扬传统来看，关于空性见的论述远多于菩提心。当然，不能就此说明祖师大德在行持中对菩提心有所偏废。在以传统儒家思想为道德基石的古代社会，孔子提倡的“仁者爱人”，孟子呼吁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为之奔走实践的“兼爱”思想，包括古人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都在一定程度上突显了利他的内涵。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为人们熟知乃至信奉的道德准则，古德才更侧重对空性见而非菩提心的阐述。毕竟，“缘起性空”的甚深义理是佛法不同于儒教及世间法的独特思想，是国人闻所未闻的觉悟之音。
仰观汉传佛教各宗之见，莫不对空性见有着精深而微妙的诠释，如天台宗的三谛圆融，三论宗的二谛、八不中道，华严宗的四法界、十玄门，从而使源自西域的佛教在东土大放异彩。但对空性见的透彻悟解，不仅在于对义理的辨析，更来自修行的悟入和体证。因而，各宗修学体系的建立和传承，皆有赖于成就者一代代的薪火传递。遗憾的是，历经隋唐的鼎盛之后，各宗逐渐式微，证法传承几乎湮没无闻。而属于心性层面的教授，决非文字能够完全承载。文字所传达的只是相对真理，是标月指，而非月亮。一旦证法传承中断，理论所带来的帮助就很有限了。关于空性的理论，本是引导我们获得契入空性的正见，但掌握理论决不等于证得空性。若缺乏止观基础，兼无明师点拨，往往只能在理上解悟，于生命改善并无太大作用。正因为如此，不少人虽擅长谈玄说妙，依然习气深重，烦恼不减。这一流弊并非始于今日，早在数百年前便已有之，为教下及宗下大德痛加呵斥。而在佛法衰微、明师难遇的今天，种种狂解更为泛滥，学人若期望直接证悟空性而成就，无疑是选择了一条难行之道。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空性见若不能落实于止观并成为摧毁我执的利器，很可能反被我执所利用。关于空性的种种言说，本身就是诱人的玄谈素材。国人早有崇尚玄学的传统，魏晋时期尤盛。故般若性空学传入中国后，便以其超凡甚深之论为文人士大夫所好，历久不衰。止于谈空说有，从文字求解悟，非但得不到佛法真实受用，更难免师心自用之误，所谓“依文解义，三世佛冤”。明末博山禅师将此类弊端归纳为二种障、二种慢、二种怯弱心及二种安稳想。其中，二种障为文字障和理障，二种慢为我慢和增上慢，二种怯弱心为见理已极、行不能逮和我见地已与佛同、实不得佛之果用。此风沿袭至今，更出现佛法哲学化的倾向。将空性见等种种佛法义理作为抽象哲理研讨辨析，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心性的好奇，亦能予人以微妙的精神愉悦，却无究竟力用。同时，更会诱使学人陶醉并沉溺其间。所以说，若不能将关于空性的理论付诸实修，而仅仅辗转于从书本到书本的研习，非但不能瓦解我执，反而会演变为强化我执的增上缘。而这种我执，因为覆盖了一层“佛法”的包装，更为坚固、隐蔽，难以识别，这是我们必须严加防范的。
——摘自《菩提心与空性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