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闭关之后，无法拒绝一切，因为很多书的校订、鉴定和序言要大师来作。《重订西方公据》就是其中一本重要的小册子。
《西方公据》最早是产生于清代，是指导念佛的一个小册子。按照清代彭际清居士在1792年撰写的《重订西方公据叙》介绍，这本小册子是“吴门诸信士”编辑的，也就是苏州一带的念佛居士们编辑的，时间大约在1752年之前。流通四十余年后，为了重刊新本，有人请彭居士校订。彭居士说“予阅其书。所绘诸图。诱掖之意颇勤。而于古德遗文。信手攈拾。都无伦次。其词句亦间有谬误。不可不正也。于是芟烦补阙。厘为七门。由浅及深。背小向大。庶乎净土之指南矣。”
彭居士订正之后，增加为二卷，题为《重订西方公据》。计分起教大纲、净业正因、净课仪式、西方境观、往生功行、莲宗开示、往生现果等七章。其中之第四西方境观有接引、见佛二图，以助观力，并以九莲华标示九品往生之机类。第五往生功行，亦绘四莲华，以记诵经、忏悔、作福、普度之行业。第六莲宗开示，收善导之专杂二修说、临终正念诀、永明之禅净四料简等十一条法语。第七往生现果分为集验、书证二项，记录作者当时的见闻。
“西方公据”的来历跟苏东坡居士有关，苏东坡曾随身佩带阿弥陀佛画像一轴，并说：“此轼往生公据也”。但是遗憾的是，苏氏临终时，友人提醒他生西公据，他自指胸口说“此处着不得力”，友人进一步劝他着力求生，他却说“着力即差”而终。这是由于平素受执理废事观念的误导，未曾用功，所以临终不得力，乃至临终尚未觉悟，未能投诚归命阿弥陀佛。
《西方公据》的编辑就是为了平时信愿念佛，着实用功以作为往生左券。印光大师在徐肇珩重刻的《西方公据》序言中开示：“昔人欲令同人，各修净业。因辑经咒文说，及诸应验，以为一书，名之为西方公据。公据者，即把柄，与左券之谓也。果能受持阿弥陀经，则知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依正庄严，种种功德。阿弥陀佛，现在说法。光寿无量，誓愿洪深。诸上善人，俱会一处。皆以修此信愿念佛之多善根福德因缘妙行而生。其有不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以期近则登不退地，远则圆成佛道者乎。”
民国十九年(1930年)，大师的老朋友真达和尚拟重订《西方公据》，跟大师商量，不大用旧本的原文，重新编辑，凡《印光法师文钞》中三皈五戒十善等都收录进去。又请大师将三转四谛法轮，略释其义，有近二千字。又请大师专门撰写《临终三大要》，也有二千多字。都收入新编的《西方公据》。中秋日，大师撰《重订西方公据》序言，指出原流通本存在的问题和新版《重订西方公据》的内容。原流通本的问题是：“西方公据一书，流传已久。其所採录之言论，繁简不一。有列弥陀经，往生咒于首者，亦有不列者。而其中列三圣像，九品莲台，莲中备圈，令人点以记数，则同。多有九品各莲台，均画一佛像者。此后则择古今切要开示，及显明事迹，以期阅者生决定信愿，得以决定资此以往生耳。其用意抑何深厚而周到也。然以念满，或没后则烧，殊觉有毁坏经像之过。而一本利人好书，终必付之一烧，不徒暴殄天物，又复不能普利。若留以传世，则点得乌黎巴皂，难起人之阅兴。进退思之，殊难合适。”因此有必要重订。
重订本的内容是“首列经，咒，念佛仪。次列古今显豁浅近各开示，而复注重于临终助念一法，以期不至功将成而被无知眷属破坏也。次列三皈，五戒，十善，四谛，四料简各略释，及佛号百颂，以期初发心者，略知意义。订作一本，以为永远传阅之书。”
如何避免毁坏经书呢?重订本“其九品图记数之法，则另作一本，随附正书，以备行者记数，及将来焚化。”为什么要把《西方公据》正本与九品计数册分开呢?大师给圆拙法师的书信中介绍：“友人欲重订而广印。光谓点完必烧，经佛亦随之而烧。以点得乌黎巴皂，亦不好受持。因商其办法，不刻经像，但列九品莲台，并○以备记数。其订正排印，皆光经理。”
这样重订本《西方公据》，内容更加充实，九品莲台图作为附册单行，避免了毁坏经像之过，更方便念佛人了。
摘自：《印光法师的故事》作者：余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