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是陕西合阳人，清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十二日辰时(1862年1月11日晨)生于合阳赤城东村。自光绪七年辛巳(1881年)出家修行以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谁没有家乡，谁不怀念家乡?出家人也有自己的故乡情。大师的著作如序、跋或书信等署名最多的就是古莘常惭愧僧释印光，或伊尹躬耕处僧印光。古莘就是现在的合阳，合阳过去是商代贤相伊尹躬耕的地方，从两个署名就可以看到大师对故乡的殷殷情怀。
佛陀教导佛弟子要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印光大师作为近代佛门第一尊宿，正是践履佛陀教导的楷模。他以平等大悲普遍教化全国弟子，普遍救拔全国劫难，当然对家乡同样关怀挂念，同样尽力赈济。大师按照佛陀的教导，尽可能地以财施、法施、无畏施帮助故乡。
财施体现在千方百计帮助陕西救灾。如：
民国十二年(1923年)，为康寄遥赈灾事，拨印书款一百元助赈。“秦民待赈孔殷，数十万了不沾其实惠。纵大家少攒凑若干，岂能保其一出于为公之心，而不涉弊窦乎。则是秦民之定业所使也，可不哀哉。光亦秦民，闻此惨状，能不痛伤。今将流通文钞洋拨一百元，以作赈灾之费。祈持字往本埠陈家浜太平寺，向真达大和尚处领之。”(文钞三编卷四复康寄遥居士书)
民国十五年(1926年)4月到11月遭到长达8个月围困。被围期间，因病、饥饿而死的军人逾万。次年(1927年)，陕西郑子平居士为赈灾事向大师求援，大师一向不募缘，将一弟子印文钞(二千)及法云寺大殿之款(一千)，共拨三千元汇寄。同时还祈上海大慈善家王一亭居士为之设法筹集赈款。大师嘱咐郑居士说“汝我不曾一面，因陕民之苦，光以万不能移用之钱，移之于赈。汝宜由此以培德，切莫因此而作弊。”(文钞三编卷三复郑子平居士书)
十九年(1930年)四月，大师在苏州报国寺入关闭关，因听说家乡荒旱，以一千六百元，委托华洋义赈会办事员，归依弟子杨慧懋，亲自送到老家赤城东村救济。杨居士回到陕西扶风，稍有报告，具体怎么办的，大师没有过问。
不过，大师行事，一秉大公无私之心，决不允许营私舞弊。对于办理赈灾事务的人总是谆谆告诫不可贪污。
辛未年正月(1931年2月)，老家的侄子辈赵福云，赵永贵到苏州报国寺看望大师，了解到村里凋零不堪，感到不胜痛心。问及三分祠堂的情况，说现就祠堂内成立学堂，名印光学校，东西两村的学生都在那里就读，智杰为教师。又说，新盖了三间门房，名圣量会，村中贺保长，有几桌人在此吃席，以此房系东西两村人出钱盖的，所以东西两村的贺保长，议公事的时候，都到圣量会。大师问：
“为什么东西两村各家出钱，在我三分祠堂盖官房，吃肉喝酒，议公事，取名为圣量会呢?”
赵福云回答说：“十九年赈款一千六百元，分配给两村各户，保长见十抽一，得一百六十元，在赵氏祠堂前面盖房，作东西两村的官所。因为此钱又由法师您放赈得到的，所以用法师您的法名为名字。”
大师听了，不胜叹息说：“何得吾村发生此种规程。我以一千六百元赈两村，两村抽出我赈款十分之一，在我祠堂盖房，作宴客议事之用，谓是他们自己盖的，又名圣量会。是我圣量以一千六百元，引东西两村占我祠地，我罪过大矣。”
大师作为学佛之人，不肯与人相争，于是准备了二百元票，令赵福云等带回去，并写信给东西村保长、乡老及诸伯叔兄弟等，要求到家即通知两村一切大众，到城隍庙议事，将此款交给保长，乡老等，作为村里盖官房的费用，要求立即取消圣量会名目，除两村学生读书外，余均不许。此学堂系三分人肯作公益而立，不得谓此祠堂在两村学堂地上。
大师的处理办法，即维护了祠堂的庄严性质，又照顾了公益办学，制止了保长等在祠堂吃肉喝酒、亵渎先灵的行为，也制止了保长等假借大师名义做不如法事情的行为。
三月十三日，保长乡老公函来，说已取消圣量会，二百元作学校基金会，所盖之三间门房归祠堂。
赵智云居士也来信，大师回信说：“此事若非汝来，将永远为公所吃酒肉处矣。人心太坏，以致灾祸相联。今麦田无望，尚须大家同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以求甘霖速降，否则池水已无，井水亦减，则将渴死。果真至诚，当可得雨，以期早点种秋，尚可不至无秋可望，否则两年不收，人将何赖。已于十三日，令弘化社寄文钞十包，每包二部，尚欠分量，因加《了凡四训》一本，此书文理极圆满周到，为一切人所当详读之书。智俊前日，亦有信来，言其父曾习外道，伊光亦随学，后阅所寄经书，乃不学其法，然尚有往来者，当渐为远离。现今纸贵之极，印书之报纸，贱时二元三角一领(一领五百六张)，今已五元多矣，尚日见涨价。当保贵经书，否则后来恐无力能得矣。送人时，亦当以此告之。又须令其恭敬，不可亵渎。”
摘自：《印光法师的故事》作者：余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