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古农：我之纪念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一生道业，及往生瑞相，记载已富，无容赞辞。兹所陈者，为个人与大师因缘，及所感想而已。大师之教满天下，而世得而闻者，实肇于民国纪元。忆其时阅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之《佛学丛报》，得读署名常惭者文，但知为普陀山僧。及徐蔚如居士发行《印光法师信稿》，而始悉其洪名。其后广集《印光法师文钞》，而师之言教，藉以风驰。农与大师之因缘，亦渐引发于是矣。
夫农之学佛也，阅经始于《圆觉》，读论始于《起信》，闻法始于《弥陀》。以农惟圣言之是量，故一任佛说之虚实纵横，但有信崇，决无疑讶。故闻《弥陀经》念佛往生之事（宣统三年在平湖报本寺听华山法师讲《弥陀疏钞》），即知佛无妄语，因必克果；况《疏钞悬谈》，发明经之要旨，并知净土一宗，为佛法中修行最简最妙之品，于念佛虽未实行，而信根已立。及研读《大乘起信论》至“修行信心分”，始知念佛得生他方佛土，实如来为学佛众生所设之胜方便。农自惟钝根，于修行十万劫信心成就之久远，保无遇缘退转者。此娑婆世界，不能常值诸佛，亲承供养。若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常得见佛，终无有退。此胜方便，若不奉行，不独辜负佛恩，亦且自塞修路。于是发心念佛，自行劝他。民七受皈戒后（宁波观宗寺第一次传戒，农皈依上谛下闲老法师为师），即供佛念佛，定有常课。自是厥后，在杭讲学，亦辄以《净土十要》、《普贤行愿品》等为同学解释。当时西湖尊宿，若常寂光微公（微军老和尚）、弥陀寺智公（智慧老法师）、定慧寺弘公（虎跑出家弘一法师），咸以提倡念佛为务，而农得追随其间，于净土法门，乃深入而不可拔矣！时乃广览净宗著述，《大师文钞》与《彻悟语录》，同其条达，而峻直则过之，洵为末法之南针，后学之津梁也。
先是乡友戚则周居士，发心念佛，特赴普陀请求皈依，大师悯其至诚，命名智周。农虽无缘亲近大师，而于戚居士处，常得间接领教，无殊亲炙。逮民国九年，大师偕周群铮等居士游杭，农谒之于常寂光，始睹德容。十四年率妇礼普陀大士，再谒大师于法雨寺藏经楼，承赐妇法名智彻。十八年佛成道日，于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记录大师开示。嗣凡佛学书局编印净宗典籍，必请大师为之序。凡南北人士发心学佛，辄为介绍皈依大师。农于佛学虽复涉猎各宗，而修持必以净土为归，二十余年不改其志者，盖大师之道风有以策持之也。我师谛公，教在天台，行在净土，与大师同归一途。农于大师虽未举皈依形式，而心皈也深且久矣。故凡奉书，必称弟子，而大师谦虚，视同友谊，于弘扬净土处，辄蒙奖许，盖有不胜惶愧者耳。师在沪时，常得趋太平寺请益。师闭关报国后，仅于二十四年夏初，送友灵岩佛七，过苏请示；及二十六年夏五，送友求戒，谒师二次。事变以来，师迎住灵岩，农避难返沪，满拟上山趋谒，迄未得成。今岁佛诞，农鉴于家累，与妇谋舍宅为寺，撰文陈情，请师印可，派人接收。师以时局未宁，人选难得，嘱待机缘。农等之求愿未遂，若失怙恃，即拟拨冗上山亲谒请求，岂料一再蹉跎，而大师已舍农等而去矣！
呜呼！大师教人，专以净业为宗。《观无量寿佛经》云：“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净业正因。大师恒言，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非第一福乎？恭敬三宝，戒杀戒淫，非第二福乎？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求生净土，非第三福乎？世人以大师之提倡因果，涉及《阴骘文》、《感应篇》为嫌，岂知大师以悉檀因缘，令其深信因果，通达佛乘，方便善巧，无逾于此！故因是而得发心归佛者，不可算数也。经又云：“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大师教人，悉依经量，深契佛因，而或以导俗浅之者谬矣！夫大师之生也，为弘净宗而来。大师之寂也，为示生西而去。大师乎，其为净土菩萨乘愿再来者乎？而今净宗同仁，咸推大师为本宗第十三祖，以继十二祖彻公（红螺资福彻悟大师）之后，不亦宜哉！庚辰腊八大师生西之五七日
弟子范古农和南 谨述
范古农(1881—1951)，原名运枢，字拱薇，后改名梦耕，字古农，后又易名寄东，字幻庵，嘉兴人。清末秀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肄业上海南洋公学。二十六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二十九年创办毓秀小学，为城区小学校之始。三十三年东渡日本，留学于东京物理专科学校。在日本与褚辅成、沈钧儒等交游，加入同盟会。宣统二年(1910)归国，任嘉兴府中学堂监督。1912年创办嘉兴县立乙种商业学校，任校长。原本力主革命，与章太炎、鲁迅均有交往，辛亥革命后转向佛学研究。1912年，与龚宝铨等组织嘉兴佛学研究会。嗣后，杭州、平湖、嘉善、海盐、松江等地亦相继成立佛学会。于寒、暑两假，应邀前往各地讲经，开居士讲经之风气。1922年，嘉兴县立乙种商业学校改称嘉兴县立商科职业学校，任校长。
1925年随九世班禅和白普仁喇嘛朝拜各佛教圣地，并访问武汉、长沙等地佛教团体。1927年去上海，任佛学书局总编辑，此后渐成为国内佛学界权威。
1937年抗战兴起，避难至浙西天目山。次年返沪，寓居省心莲社，讲大乘起信论等。1939年继任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辑、杭州佛学研究会主讲，并担任《金刚经讲义》校订。
1943年至上海创办法相学社，集学者讲法相。抗日战争胜利后，专力于法相学，先后讲大乘五蕴论、大乘广五蕴论、百法明门论、二十唯识论等。
1947年以嘉兴月河住宅为校舍，创办私立范氏小学(后改称私立月河小学)。1951年因病在上海去世，火化后葬苏州灵岩山。家藏大批佛学书刊，殁后归于嘉兴图书馆。著作有《释尊传》、《大乘空义集要》、《幻庵文集》、《八识规矩颂贯解》、《观所缘缘论释》、《佛教问答》、《生日纪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