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法要新白话版(四十九)

发布时间:2023-07-25 来源:互联网 我要投稿

  书摘三百八十四

  印光我是犯了“二绝”的苦恼子。二绝就是:在家为人子绝了后代,出家为人徒也绝了后代,这是二绝啊。说苦恼就是,我本生在读书人的环境里,从来没听到过佛名,而只知道韩(愈)、欧(阳修)、程(颢、颐)、朱(熹)反佛的说法,一群盲目跟风的人把他们奉为标准,我更是狂妄超过他们百倍。幸好十多岁总是病怏怏的,后来才知道前人所说的,并不值得效法(我没有跟过老师学习,始终是由兄长教导)。早先数年,我的兄长在长安,没有机会。光绪七年(1881年)我的兄长在家,我在长安(家去长安,四百二十里),就在南五台山出家了。先师以为我总是有点蓄积的,说出家可以,衣服须要自己准备,只给我一件大衫、一双鞋,不过住房吃饭,不要钱罢了(此地苦寒,烧饭种种都要亲自做)。后来不到三个月,我兄长来寻找,一定要我回家向母亲告别,再来修行才可以。我知道是骗我的,但是在道理上讲不容我不回家,一路上所说的话,都是假话,我母亲倒也无所谓。第二天兄长对我说:“谁教你出家,你就可以自己出家吗?从今放下这事,否则一定痛责。”我只好骗他,于是在家住了八十多天,不得机会。一天我大兄去探亲戚,我二哥在场中晒谷,须要去看守,恐遭到鸡的践踏,我知道机会来了。在学堂占卜了一个《观音课》说:“高明居禄位,笼鸟得逃生。”于是偷拿了那僧衫(先是我兄长要改那僧衫,我说这万万不可改。如果寺院那边派人来,要原物还他,就没事。否则恐怕要打官司,那麻烦不小,所以保存下来),和二百钱离家而去。到我师父那里,还怕我兄长再来,不敢住,过一夜就走。我师父只送我一元洋钱,当时陕西人还没有见过洋钱。钱店不收,首饰店当作银子换了八百文,这就是我得到师父帮助的。

  到湖北莲花寺,讨了一件最苦的事做(打煤炭、烧四十多人喝的开水,日夜不断。水须自己挑,煤渣也须自己挑出。因为还没有受戒,能让住宿,已经算慈悲了)。第二年四月副寺回去,库头有病,住持和尚见我诚实,让我照应库房,银钱算帐,住持和尚自己管。我初出家,见“杨岐灯盏明千古,宝寿生姜辣万年”的对联,以及《沙弥律》说盗用常住财物的果报,心里很害怕。凡是整理糖食,手上有粘有气味的,都不敢用口舌舔食,只是用纸擦干净而已。“杨岐灯盏”的意思是,杨岐方会禅师,在石霜圆禅师会下作监院,夜间看经,自己另买灯油,不将寺院常住灯油自己私用。“宝寿生姜”的意思是,洞山自宝禅师(宝寿是他的别号),在五祖师戒禅师会下作监院,五祖戒有寒病,应当用生姜红糖熬成膏药,以备经常服用。侍者前往库房求这两样东西,监院说:“常住公物,怎么可以私用,拿钱来买。”戒禅师就让拿钱去买,而且很认可这个监院。后来洞山住持缺人,有人请戒禅师推荐他所了解的人做洞山住持,戒禅师说:“卖生姜汉可以。”《禅林宝训》卷中,五十四、五两页,有雪峰东山慧空禅师,“答余才茂进京会试,求脚夫力书”,大意是:我虽然是住持,但仍然是一个穷禅和。这个脚夫是属于常住,还是属于空?属于常住,就是偷盗常住;属于空,就是空的一无所有。何况阁下进京求功名,不应该在三宝中求帮助,因此而造成大家都获罪。即使在其他寺院求取,也应该谢绝而莫取,才是有福报的前程啊。

  近世俗僧多有把钱财用在结交徒众俗家。我一生不愿结交,不收徒弟,不住持寺庙,自光绪十九年(1893年)到普陀山,作一个吃饭的闲僧(三十余年,未任一职,只随众吃一饭)。“印光”二字,绝不写在为人代劳的纸上,所以二十多年很安乐。后来因为高鹤年骗去数篇零稿,登在《佛学丛报》上,尚且不用印光的名。到民国三、五年(1914~1916年)后,被徐蔚如、周孟由打听到了,于是私下征集搜索,在京城排印《文钞》,(民国七年1918年)从此每天有书信往来,都是专为别人忙碌了,结果有谬听人言,求皈依的,也不过随从他的信心而已。富人我也不求他出功德;穷人我又怎么能大为周济呢?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京,我师父也没有一文钱赐给我。后来因为道业没进步,所以不敢奉上书信。到民国十七年(1891年)师父圆寂,而各位师兄弟各行其志,所以四十年来,关于出家的同门,没有写一个字的信,与一文钱的东西寄来。

  至于我家,那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有同乡从京城回家,我就敬奉一封信,拜托他亲自送去。否则没有办法可以寄送,当时还没有邮局,而且不在方便通畅的大路(今虽有邮局,若无人承转,亦无法可寄)。第二年来南方,消息完全不能通了。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一外甥听别人说起,于是来山上相访,才知道家门已绝后了,而由本家的孙辈过继(此事对于我来说是幸事,因为后来不会有败坏先人之德的人了。即使有过继的,也不是我父母的直系子孙啊),所以也不与他们通信。因为民国以来陕西的灾难最重,如果与他们通信,他们如果来南方,那将怎么安排处理?没有地方可以安顿,让他们回去,须要花数十元,他们的来去,毫无益处,岂不是反害了他们?所以前年为郃阳赈灾,只汇钱到交县,不敢提到我的家乡(我村距县四十多里),如果提起,那要害死许多人啊。今春真达师因朱子桥(近二三年,专办陕赈)来上海,与三、四位居士凑了一千元,请子桥特意派去赈济我的本村。西村也不在内,然而数百家,一千元也没什么大作用。因此就有要来南方的,一位商人是我宗族的外甥,与我来信说:有某某要来南方相访的,怎么回答?我说你如果能照应,让他满意,就很好。否则极力说明来去的辛苦,并且无益有损的害处,才不致于害死他们啊。这事是真师的一番好意,并未细想那么多,而且又没有与我说,等我知道,事已成了,无可挽回。

  听说数十年前,湖南有一位大封翁(被封典的富翁)做寿,预先宣布每人给钱四百。当时正是冬闲的时候,乡下人有数十里远来领这个钱的。他的管理者不善管理,人数聚集几万,慢慢的一个一个散发。排在后面的,因为饿极了拚命向前挤,因乱挤而死的有二百多人,还有受伤的,不知多少。官府亲自镇压不许动,死者每人给二十四元,棺材一只,领尸体而去。老封翁见大家都是惊惶错愕,一问才知道就叹一口气而死了,没过几天他儿子在京城做官死在城京中。所以无论什么事,先须要预防坏习惯,我难道不关心我家我村吗?是因为力不能及,所以不开这种先例才有益无损啊。

  灵岩寺早先只上十个人,大家因为姚某的病,就方便他住在寺中,这事怎么可以成为先例?那个寺年岁好,所收的租金不上千;不好,那又要减少,此外没有别的收入。近三年因为有皈依徒,知道灵岩寺是真办道的,每次有委托打念佛七的,能稍为得到一点补贴,所以住二、三十人,但我绝不对灵岩寺有所求。灵岩寺的各位师父,常有供奉父母牌位于念佛堂的,报国寺代我校对书的德森师,和他的朋友了然师(现亦在报国)都因为孝思,各自供奉亲人的牌位在灵岩寺。我是绝不提这种事,我如果说起,他们固然欢喜之至,以为我有这个举动,就好像有争功及自私的意思。何况从未见过面,只是凭你一封信而皈依,就可以在这里养老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凡是皈依的穷苦人,都求我养老,我手中如果能拿出金钱谷米,那也不是不愿意,可惜我没有这样的道力,怎么能行这个大慈悲的事呢?以前福建的黄慧峰,常以诗相寄,稍微有一点文字的信,我就要回信,他又要求皈依(与我年岁相等),后来又要出家,我极力陈述在家修行的好处。他自诩为发菩提心,实际是求清闲,为儿孙减少养老费啊。而且他的语言很坚决,我说:“我在人家寺里住三十年,一个身体已经觉得多了。何况你又来依我出家,你决定要来,你来我就下山。为什么呢?我自己还顾不过来,怎么能顾及你呢?”他从此永不来信了。可知前面说的道心,是为子孙求利的心,不是真有道心啊。(文钞三编卷二·复邵慧圆居士书一)

 

【本文转自:美国服务器 http://www.558idc.com/mg.html欢迎留下您的宝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