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1861—1941)，名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陕西邰阳人，俗姓赵。幼年随兄读儒书，颇以儒家圣学为己任，赞同韩愈、欧阳修等人反对佛教的主张。后来，病困数年，才开始觉悟以前的不是，顿然洗心革面。二十一岁时，到终南山南五台莲华洞寺，投道纯和尚剃度出家。第二年，于陕西兴安县双溪寺依海定律师座下受具足戒。
大师生下来仅六个月便得眼病，几近双目失明，后来虽然痊愈，但眼力已受损，眼睛稍有发红，即不能看东西。受具足戒时，因为大师善书写，所以凡是戒期中所需要写的法项事宜、悉令等，都由大师代作。由于写字过多，眼睛发红就象灌满了血。幸好，大师早先于湖北莲华寺充当照客时，帮着晾晒过经书，所以得以阅读了残本的《龙舒净土文》，从而知道了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乃是了生脱死的要道。因此，对于眼病，大师感悟到了身为苦本的道理。在休闲的时候，大师便专念佛号。夜里大家都睡了，大师却爬坐起来开始念佛。即使是写字的时候，大师也是心不离佛，所以，虽然因眼病导致书写困难，但仍然能勉强支持，等到写完，眼睛也痊愈了。由此，大师深刻理解了念佛功德的不可思议。大师一生能自行化他，专一于净土，以净土为归，也就是从这件事后才开始的。
大师修持净土法门，长时间以来不能达到一心不乱，这时听闻红螺山资福寺为专修净土的道场，于是在自己二十六岁的时候，辞别老师而前往资福寺。这一年的十月，大师入堂念佛，由于感受到祖师们的遗泽，所以净业大进。第二年正月，大师告暂假，去朝拜五台山。回来后仍回到了资福寺，历任上客堂、香灯、寮元等职务。三年之中，大师除了念佛正行以外，还研读了大乘经典，由于深入经藏而妙契了佛心，所以径路修行，达到了理事无碍水平。
三十岁时，大师来到北京的龙泉寺任行堂之职，三十一岁时住持圆广寺。二年后，普陀山法雨寺化闻老和尚进都城北京来请经藏。虽然检阅、料理等事繁杂而少人手相助，但大家都看到了大师做起事来严谨、精进，所以把大师进荐给化闻老法师，老法师也以为大师道行超卓，所以在南归普陀山的时候，请大师随他伴行，并把大师安排住在寺中的藏经楼上。寺里的僧众看到大师励志精修，都深为钦佩，而大师自己却安然不自满足。
光绪二十三年夏，寺里僧众们一再坚请大师讲经，推辞不过，于是大师便为大家讲解《弥陀便蒙钞》一卷。讲完即于珠宝殿侧闭关，历经两期六年，从而学行倍进。出关后，由了余和尚与真达等僧，特意创建“莲蓬”供养，大师与谛闲大师(清末四大高僧之一)先后在此居住。不久又被迎请回法雨寺。光绪三十年，因为谛闲长老为温州头陀寺请藏，所以又请大师一同入京都，帮助料理一切事项。请经南回后，大师仍住法雨寺经楼中。
大师出家三十余年，始终韬光养晦，不露锋芒，也不喜与人往来，更不愿人知其名字，只期昼夜念佛，早证念佛三昧。然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德厚流光，终不可掩。民国元年(1912)，大师时年五十二岁，高鹤年居士取大师的文章数篇，刊载在《上海佛学丛报》上，署名“常惭愧僧”。人们虽然不知为谁，但其文字般若已足以引发了读者大众的善根。从此，大师便名震遐迩。当时，有徐蔚如、周孟由等诸居士，见大师文章后盛赞：“大法陵夷，于今为报，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于是，民国六年再搜得大师的文章二十余篇，刊印在北京的佛教刊物上，题名为《印光法师文钞》。民国八年再次搜得大师的文稿，于是又印成续编，并与《文钞》一起合并印出。从此以后，不断有商务印书馆、扬州藏经院、中华书局等印行大师的《文钞》，同时又不断增补大师的文章。
大师的《文钞》文以载道，流通广布，而大师本人的道化，也是滂浃于海内外。如《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及《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等，字字归宗，上符佛旨、下契生心，充分发挥了禅、净二宗的奥妙，抉择其间难易，发挥前人未发之处，但又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为末法中应病良药。大师深知末法众生慧浅福薄，所以不仅阐明佛理精邃，而且倡导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五伦八德等以及儒家经世之道。但这一切都不背于净业三福，并每每发挥尽致。由于文义典雅，所以“纸贵洛阳”，人争请读。由此而仰慕大师道德，渴望列于门墙的善男信女也日益众多。或是航海爬山而请求摄受;或是鸿来雁往而乞赐法名……如此二十余年来，皈依大师的座上人，实在不可以数计。大师一生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其教化而念佛得以往生的善士信女，也是难以枚举。大师独以文字来摄化众生，利益世间，实为不可思议!
大师俭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男信女供养敬物，全都代人广种福田，或是用于流通经籍，或是救济处于战乱中的饥贫百姓，权衡重轻缓紧，稳善措施。为了结合时代特点，大师创建“弘化社”，二十余年，不仅流布佛教诸书，而且更广印如《了凡四训》、《安士全》等资粮读物，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也在百万余张，法化之宏，前未能比。不仅如此，为佛法常住，大师先后领导修缮了普陀、清凉、峨眉、九华等四大名山的山志。又于江苏吴县修复灵岩山，使之成为近代我国净土宗第一大道场。在民国时期，对于政府的“废庙兴学”运动，据理力争，为许多庙产得以保留做出了世大的贡献。
大师耳提面授，开导学人，句句发自肺腑，字字不离因果、不涉虚文。出于大悲心切，凡受教化者，即使禅宿儒魁或达官显宦，如有不是，大师也敢于呵斥，绝无假借。由于深感世风日下，所以大师特别提倡因果报应说，以为不如此则不足以挽颓风而正人心，人根痞劣，非实行信愿念佛，决不能了生死而出轮回。所以，不管贵贱贤愚、男女老幼甚至囚徒，凡有请益，必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实事实理来谆谆启迪，令学人深生憬悟，以立为人处世之根基。进而又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来教人切实奉行，以作超凡入圣之捷径。大师虽通宗通教，但从不谈玄说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闻者皆是当下受益。因为大师平实无奇、言行合一，所以真修实践的人，都乐于亲近。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大师示疾，十一月初四早一时半，大师由床上起坐，对在场众人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言罢即大声念佛，至二时十五分，用水净手后起身站立，说道：“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 说完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三时许，妙真法师赶到，大师叮嘱他道：“你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说后就不再言语，只是唇动念佛。延近五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西逝。按大师生前数日之内把一切安排稳当，虽不明言所以然，但确说明大师早已预知时至。大师圆寂，世寿八十、僧腊六十。第二年二月十五于佛涅槃日，也正值大师往生百日之时，举火荼毗，奉灵骨塔于本山石鼓之东南。印光大师一生操守弘毅，学行俱优，感化甚广，被誉为民国以来净土宗第一尊宿，后人盛传大师乃为大势至菩萨化身再来。其对近代中国佛教的伟大贡献在于：
一、摧邪显正，中兴净宗;二、创建弘化社，广印善书，法泽遍于海内外;三、建立灵岩寺净土道场，重振莲风;四、行菩萨道，广济水深火热众生;五、续佛慧命，使法常住，保护寺产免受废除;六、至行盛德，感召末世众生。